首页长篇故事走出农村——我的梦想 第36章 造反派掌权笑线章 造反派掌权笑话
文化革命十年，就龙门县的造反派来说，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担任了领导职务，但并没有真正掌握过一天领导大权。他们确实想掌握党政军大权，但没有机会，反而闹出很多笑话。
就拿龙门县造反派中职位最高的副主任伍成玉来说吧，在一次到乡下开会时，他遇到过去的一个同事，早晨起床和他一道去吃了饭后，就搭他的摩托车独自回了家。
木主任起床后，听说他已经回县城了，就很不高兴。等他回城后，伍成玉就到木主任办公室请罪说：“主任，我家里有点事，走得很早，没有等你们。我向你请罪！”
木主任说：“知道有错就好！一个革命战士要戒骄戒躁，不要老是拿自己过去的一点成绩来炫耀。你昨晚不是在给小姑娘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吗？什么目的？那姑娘一大早就端着一碗醪糟蛋在你门口等候你，你却走了。以后再犯这样的错误，要在组织里检讨！”
而且就是这尴尬的领导地位也只有从1968年2月13日成立革委会后，到1969年底四川省的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在位时，短短的不足两年的时间。
想当初，龙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造反派伍成玉当了副主任，干云勇、邹钦明、刘仁里都当上了常委。一时间，造反派有点得意忘形。他们认为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再也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史无前例的取得了伟大胜利。
可实际上，当时进入领导班子掌握大权的是驻军代表木支本团长，同时还有原龙门县武装部的政委催大贵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还有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的委员，原来的县长高在正。
在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木支本主任问伍成玉：“小伍，听说你们在搞一个城区各单位的招工计划，想招一部分高中学生留在城里工作，有这事吗？”
伍成玉赶快回答说：“报告团长，有这事，各单位的报告已经收齐了，小邹正在起草一个文件，写好后就送交给你审阅。”
木主任很生气地说：“不要搞了，搞好了我也不会同意的。我已经收到很多反映，说你们在搞派性，让他们都回农村去锻炼，以后再根据他们的表现决定招谁。”
这事我曾经听邹钦明说过，他还把各单位招工的总表给我看过。他还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喜欢吴静霞，就把你俩分到县印刷厂吧。只有那个厂招两人，其它单位都只有一个招工名额，而且印刷厂是老伍的根据地，以后他会照顾你们的。
当我们回乡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始招工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造反派是由伍成玉他们招的，所招之人有过去的“保皇派”，有过去干部们的亲戚、子女，还有很多有通天本事的下乡知青，并且很多人连初中都没读过。
再说龙门县修龙潭水库的事吧。当初是木团长木主任安排干云勇负责这项水利工程的，可当干云勇背着米口袋（自己的伙食）忙了一年多，水库工程正式开工时，水库指挥部成立却没有干云勇的事。指挥长由原县长，革委会委员高在正担任，其余成员几乎就是过去县政府的原班人马。干云勇还是回高寨公社当农民，要到县里开会时，同样还是要提着妻子为他缝的小米口袋，不然就要到街上的馆子里吃贵一倍的议价（没粮食关系的饭价）饭。
他们惟一能行使的权利就是贯彻虚无缥缈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各种文件精神，去宣传，去动员群众。这些事主任们是不想管的，他们也好忙里偷闲。
结合到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们，他们虽然搬进了县委会办公，也给了他们一间住房，但他们在县委工资表上领不到工资。伍成玉要回原印刷厂领工资，干云勇要回高寨公社所在生产队评工分，在开会时没在生产队干活时，还要出具大会开的误工单，否则那天就没工分。邹钦明开完会就得回下乡的正元公社劳动（因为他老家已无人，当时他这种情况的都做下乡知青处理）。
他们没有人事权，更没有财政大权。这些权利还把守在过去政府的官员手里，他们只听现在在任的高在正等已结合到革委会的旧部领导的指令，所以在龙门造反派有限的两年都不足的在台上的时间，没有一个头头给曾经同他们浴血奋战的战友谋取到一官半职，获取过一点利益。相反，过去被骂成保皇派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同那些被批判的当权派关系很密切，却在高在正们那里得到招工、招干和后来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
不单是龙门县的造反派是这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的情况都差不多。即使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也没真正掌握过大权。他们的每一次权利的取得都要靠主席的一句话或一个暗示才能得到。但他们同时还要受总理、副总理们的监视，要逾越总理这道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对总理还是比较信任的。
但在台下没有被解放出来的，还在打扫人民广场清洁的木书记们并没有闲下来。有时老百姓还会看到，他们这些过去曾是为官的高尚的人，也会为扫地任务的分派争得面红耳赤的。他们也在时刻注视着在朝的造反派们的一举一动，稍有差池，他们就会让造反派们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从中央到地方，被赶下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条路线并没有自然消亡，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见分晓，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彻底解决。
为了解决四川的派性斗争问题，中央对军队进行了重新调防，五十四军调防云南，十三军入驻重庆。
1969年8月28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四川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头头参加。总理主持会议，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文化革命小组负责人到会。
在此次会议中，总理批评了两派头头在四川大搞派性斗争，造成武斗事件不断，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还批评了王茂聚调动部队参与攻打泸州的武斗事件。
会议向与会者散发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的《反动言论录》，并组织与会者观看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当晚，王茂聚“畏罪自杀”。京西宾馆会议对四川的两派头头进行了系统清算，有效地制约了两派的斗争。
就在刘结挺、张西挺被扣押在北京后不久，在1970年2月一日，龙门县所有被结合到县革委会的造反派成员，都被通知到北京开会。当时龙门县的伍成玉、刘仁里、邹钦明、干云勇等7人到了北京军政大学参加了由北京军政大学校长潭辅仁和50军副师长林长休主持的“中央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习，学习班大概有五六千人参加。
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揭批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的滔天罪行。同时还把他们两人押到会场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并要求到会人员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会议的性质就不言而欲了。
大概两个月后，大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说他们是请来的客人，学习的目的是要培养他们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自从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后，学习班对他们就放得很松，也没有什么学习任务，但也不让他们回四川。大家就在军政大学里无目的地耍到九月份，一共待了7个月零28天。当时邹钦明回到龙门县后，长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他去时带的衣服、裤子一件都穿不了，全是在北京买的。
他们到北京后，龙门县的驻军部队换防，在新调来的李团长的主持下，把木易山等老干部全部解放出来结合到了县革命委员会。木易山名义上只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但在党内就是实际的县委书记。
与此同时，龙门县革委从上到下开办各种类型的思想学习班，展开大规模的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的运动，以此剥夺各级造反派的领导权。
记得在1970年的暑假，我们龙门区所有的公、民办教师都被集中在龙门区中心小学校办学习班。当时是传达中央关于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的《12•5》通知，大概内容是说，刘结挺张西挺在宜宾地区搞独立王国，还写有《宜宾地区红太阳》的书，刘张的罪行归纳起来如下：
在四川组织操纵帮派势力，大搞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活动。刘结挺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张西挺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此期间，刘、张二人蓄意打击报复，残酷迫害干部，制造武斗事件，挑动群众斗群众等。
龙门区文教组长是一个叫钟先书的矮个子，他弓着他的据说是被小学校的造反派老师打成驼背的腰，拿着稿子在台上哭喊着批判刘张说：“你刘结挺，你张西挺，你挑动群众斗群众。党中央、毛主席说要文斗，你要武斗，你看我的腰杆被造反派打断，至今都直不起来……”
他的哭声，至今都还萦绕在我们的耳旁。我们都被感动，都愤怒地在小组或大组会上骂刘张祸国殃民不是好东西。
批判了刘张后，大会就要求每个人斗私批修，讲出在中所干过的坏事。到这时，人人都说没干过坏事，都说连造反派组织都没参加过，自己是逍遥派。
代表四川最革命的造反派头目，已被结合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的刘结挺、张西挺都是反革命，其他的造反派还会是革命的吗？没有被抓起来就是幸运的了，所以从北京学习班回来的伍成玉等人，就再也没有政治市场了。虽然他们还是挂着革委会的职务，但连开会都很少通知他们了。一切领导权利都归还到文化革命前的县委、县政府手里了。他们就只有回到工厂做工，农村种地的分了。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造反派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他们还没有消亡，因为操纵着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许多人不明白，中当权派被打倒，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没受到多大影响，连续获得大丰收。这就是真实的原因，是周总理在力挽狂澜，用他的生命在支撑着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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