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酷爱读书。为纪念诞辰118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晚年读书纪实》。书中首次公开了晚年读过的逻辑学书目、新印大字线装书目录、晚年爱看的字帖和墨迹目录等鲜为人知的内容。《晚年读书纪实》一书作者徐中远,1966年至1976年在身边从事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他将自己所见所闻注入笔端,生动绘制了一幅博览群书、刻苦学习的画面。徐中远将把这本书的全部收入用于设立“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
从1966年至1973年,8年中每年都看过《红楼梦》。逝世后,我们在整理翻阅他故居里的全部图书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的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红楼梦》,还有各种平装本《红楼梦》。笔者曾做过一次统计,中南海故居藏书中,不同版本的线种之多。
很爱读《红楼梦》。可是,我们保存的生前阅读批注过的上千册图书中,批注的《红楼梦》我们没有见到过。是读《红楼梦》没有写批注呢?还是写了批注的流失在外呢?现在还难下断语。
在阅读批注的图书中,至少还有3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这3种著作是:《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论〈红楼梦〉》,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一大厚本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
读得最多、批画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一册的封面上,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第六节标题是“作者的态度”,就在这一节的第5页上,作者俞平伯写了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在“是感叹自己身世的”8个字旁边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
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第三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爱读笑话书,特别是晚年爱读笑话书,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在给晚年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曾有一段时间对笑话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74年这一年里,他老人家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笑话书了。
第一次要我为他找笑线分,我正准备去饭堂吃午饭,忽然,让秘书张玉凤给我打来电话。张玉凤说,主席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
把《太平广记》送给后,我就钻到毛主席书库里。当时毛主席书库存放的线装图书,为了查找、使用方便,我们按经、史、子、集四大类和若干小类分别登记做成目录,打印后分为3份,每份装成3册。还算不错,就在《总目》第一册上很快就看到了一些笑话书的目录。我将从毛主席书库找出的《笑府》、《笑典》等4种9册笑话书即刻送到毛主席住处。他老人家看后第二天就告诉我们:“不理想,再找一找。”
1月2日这一天,我首先跑到北京图书馆,又到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主席自己的存书中,线装、平装的笑话书一下子又找出许多,数一数一共是14种21册。1月2日送给的笑话书以及从中选出印大字本的《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等,他老人家不久全都看完了。这一次,虽然没说“不理想”,但是,2月23日他老人家又发出指示:“继续找笑话书。”
先后合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看后,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线种,要我们重新排印大字线日晚饭后,主席在看完新印的《笑话三千篇》等一批笑话书之后又说:“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请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
我们与北京市的各大图书馆都联系,又找出了一大批笑线册分别从有关图书馆借来后,6月14日下午,我们都很快送给了。
如果从1974年1月1日我为第一次找笑线日,在北京地区前后查借笑话书已逾百种。翻看的借书登记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7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这半年时间里,外借图书除极少数其他图书外,绝大部分都是笑线日以后,外借笑话书逐渐减少,但断断续续还有,时间一直延续到1975年2月初。
《笑话新谈》是晚年读过的最后一部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笑话书。张玉凤同志后来告诉我,当时主席收到书后,边看脸上边渐渐露出笑容直至笑出声来。她走近主席身边,看到主席刚才看的是一则《怕老婆》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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