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寒冬,家中钱粮难以为继,父亲忍痛捡出一筐旧书拿去变卖。回来时那只容纳书籍的筐子里挤满了诱人的红薯,还躺着一部厚厚的、陈旧的《辞源》。父亲说,他在杂货铺卖旧书时偶然发现这本书。同病相怜的情感驱使父亲决定买回这部工具书。父亲尊重知识的精神感染了我,不仅使我后来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加倍地爱书。
“文革”最初那两年,造反派相互间斗得你死我活,而我却躲在家中当“逍遥派”,一面学习古典文学,一面翻阅那部老《辞源》,深以庄子的那句“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为然。在造反派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分,我却安然于烛光下研读唐诗宋词,以前贤大师为伴,颇得“蜡烛饱看前辈影,屋梁高待后贤门”之意趣。
学校“武斗”升级,“兵团战士”忙着搬运武器弹药,图书馆孙老先生却忙着转移书籍。我自告奋勇投入这一“抢救人类遗产”的行列。孙老先生感其至诚,赠我一部他十分珍爱的《稼轩词》。未几日,我又打听到一位学友得到一部张相先生编著的《诗词曲语辞汇释》,黑夜中冒着“武斗”枪声去同学家上门求书。学友知我秉性爱好,慨然以书相送。我不愿白拿,事先便备了一本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曲谱奉上,因学友喜欢拉二胡,算是投桃报李,各得其所吧。
至今,那些于特殊年代里获得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书籍以及那部老《辞源》,都完好珍藏于书柜里。每每翻阅,便会诱发出诸多回味,让我静下来,沉下去,一如既往潜入知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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