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青年觉多,老年尿多。此话一点不假。我这个人生来会睡觉,也就是北方人形容的有时机就可以入睡的那种“磕睡虫”。
年轻时,我长期在大西北从军,每每碰到特殊任务和特殊情况,即使再“只想睡觉”,也得同许许多多战友们一样坚持着!我想:作为军人,职责和使命决定了他们必须的奉献和牺牲,即使是和平年代,只要是完成任务需要,那怕是几天不睡觉,也许是最小的牺牲吧!
因为嗜睡,尽管从部队转业30多年了,始终遵守着部队的作息时间,晚上九点半至十点入睡,早晨六点准时起床,中午还要睡一至二个小时,每天九至十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无特殊情况从不改变。可自我55岁、特别是退休以后,随着人身体机能的老化,一个“只想睡觉”的磕睡虫,每晚竟然只能睡了前半夜无后半夜,一晚起床小解好几次,第一次醒来小解后往往是再也无法入睡。年轻时是能睡经常无觉睡,年龄大了有时间睡却无法入睡,对这种痛苦嗜睡者也许比一般人感受更深。每晚下半夜,只能在黑暗中仰望着蚊帐顶,回忆着过去,回忆着自己的一生,尤其是是在大西北从军那十几年里,一次又一次想睡而无觉睡的情景让人记忆犹新。
记得那是1977年国庆过后,一年一度的隆冬季节正式降临大西北,气温一般都在零下十至二十几度,昼夜温差很大。正是这个季节,一年一度、为期一个月的部队野营拉练开始了。野营拉练,不要说没参过军的人,即使是现在部队50岁以下的年轻军人,不仅没经历过,恐怕知之也很少。那个年代的部队,机械化程度相当底,部队、尤其是步、炮、通、侦、化等陆军兵种,要想提高部队机动能力,就必须练就“铁脚板”、“飞毛腿”,以弥补部队机动能力的不足。所以当时军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每年的《训练大纲》都明确规定:每周一次全副武装10公里越野,每年冬季一个月时间野营拉练。就是说,各部队一般以团为单位,把部队和装备全部拉出营区,在一个预设的区域内,一半时间行军,一半时间野外训练,既锻炼部队的徒步机动能力,也是对在营区全年军事训练成果进行一次检验。
部队拉出营区后,走到哪里就吃住、训练在哪里。因当时部队后勤保障落后,营以上指挥所才有几顶帐篷,连队一般都是通过地方政府安排,借住在老百姓家里打地铺,条件十分艰苦。可野营拉练每人每天都是负重50多斤全副武装行军,到了宿营点就训练,每天累得够呛,那里还管什么条件,只要能躺在地上,年轻的指战员们就能马上呼呼入睡。
我当时是在驻甘肃酒泉地区的原步兵第164团4连二班当战士,1977年冬季野营拉练开始,我入伍还不满一年,一个月过去了,人拉黑拉瘦了几斤。最后一天了,部队完成野营拉练中的最后一个课目一一全副武装长途奔袭100公里返回营区。部队在野外晚歺后开始出发,上半夜还好,后半夜实在是挺不住了,迷迷糊糊的几次歪倒在路边又被战友们拉起来继续走。我的班长叫付建国,他是陕西汉中人,对待我们这些新兵就象一位温和的兄长,见我实在是磕睡得厉害,把我的步枪接了过去挂在自己肩上,然后让我走在他后面,抓住他的背包带跟着他走。就这样,我双手抓住班长的背包带,闭着眼睛,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几个小时,别人是在行军,我好像是在睡着走路。全连几十个没有全副武装长途奔袭经历的新兵,大多象我一样体力不支,都是在老兵们的搀扶下边打磕睡边走完全程。但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听起来是笑谈,想起来却令人唏嘘不已的事。第二条早晨,部队100公里长途奔袭到了酒泉市郊农村,已接近营区了,营里搞了一个全营部队的防御演习,演习结束后各连队分别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四排长郝建国向我们王建国连长来报告,四〇火箭筒班的战士张清明不见了,王连长听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部队少一个人可是个大事故,行军一路很顺利,而且我们连是营里的尖刀连,有掉队的应该早知道了,后来分析可能是在搞演习的地方睡着了。可是又该派谁去找呢?王连长望着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还是狠了狠心,命令老战士尤进田和另一个战士拖着疲惫的身体又返回了演习的路上寻找张清明。原来张清明就是搞演习时在水渠边上的一棵树下睡着了,演习结束号他都没听见!可见这时真是“只想睡觉”,如能睡一觉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我一生忘不了的第二次“只想睡觉”的故事发生在1978年冬天,也是部队野营拉练期间。1978年我们团冬季的野营拉练的预定区域是酒泉地区的金塔县。我当时从四连文书岗位上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新闻报道组工作才一个多月。我们团的宣传股长是陕西人,叫张建国,从团、到师、到军的宣传部门,他既是我的直接领导,也是我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师,他后来在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岗位上退休。我们新闻报道组一共三个战士报道员,组长叫何玉声,是江苏南通市人;还有一个姓马的战士报道员,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军的回族战士;他们后来都退伍了,这些都是后话。
从我们团的驻地到金塔县有200多公里,部队边走边训练行进了两天多,第三天天快黑了才到达金塔县城郊。团政治处的宿营点是安排在一个村子的农民家里打地铺。两天多的行军实在是太累,一到老乡家我就铺开被子躺下了。我刚刚躺下想睡一会儿,张建国股长就走了进来。张股长说:团里指令二营明天组织一次预设阵地上的防御作战演习,部队已经进驻坑道了,四连是坚守主峰,任务最重,你是四连出来的,人熟情况熟,吃过晚饭你去四连,观看一下他们的演习,写个稿子。当时全军都在开展学习南京军区“硬骨头六连”话动,我们四连是被兰州军区授予“硬骨头六连式连队”光荣称号的连队,主要任务非四连莫属。
晚饭后,张股长从团里要来一辆北京吉普送我去四连坚守的阵地。团部住的村庄离四连坚守的山头大概有三四十多公里,由于冰天雪地路面打滑,司机不敢开快,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几座白雪皑皑的小山脚下。司机停下车,手指着最高的山峰告诉我:四连住的坑道就在那座山腰上,你自己上去,沿途有哨兵,会告诉你。说完他就开车回团部了。我大概估摸着,此时应是晚上八点钟左右。
我打量了一下四野,这里有十几座从平地起二三百来高的山连在一起,要知道在洪荒的戈壁地区,山不多见,这很难得。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据说毛主席对大西北边防无险可守的状况非常揪心,说“大西北有边无防我睡不着觉啊”!于是,国家和军队在那个经济极度困难的年代,勒紧裤带,在少山缺水的大西北广袤的戈壁沙漠地区,修建了很多永久战备工事,以备战端开启时抵御敌人的进攻。二营的防御演习,就是在这样的战备工事里展开的。我背好背包,踏着山坡上厚厚的积雪,向四连驻守的山头走去,更确切地讲是一步一滑的向山头上爬去。那晚没有下雪,风却很大,当我爬上第一个一百多米高的山梁时,没想到一阵大风刮来,我被连人带背包骨碌骨碌回到了山脚下,辛好大西北的山无树障碍,光秃秃的山上积雪很厚,只是滾了一身泥雪,没有伤着。
当我按照坑道外哨兵的指引,到达四连驻守的坑道口时,全连官兵们己经入睡了。坑道口的哨兵带着我走进坑道中部的拐弯处,这里就是四连的临时连部。当时的连长王建国是全军区的军事技术尖子,在外参加比赛不在连里。指导员荆东才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陕西关中汉子,一见我还是老称呼,奇怪地问:文书,你跑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明了来意,他没好气地数落开了:你们这叫没事干,有什么好采访的,凑什么热闹……。到底是老连队、老首长,数落归数落,一会儿叫饮事班长去给我煮面条,看我满身泥雪问我是不是摔跤了。我告诉荆指导员,我没有受伤,现在什么都不需要,浑身象散架了一样,只想睡觉。连里通信员同我关系一直很好,忙帮我打开背包,铺好了被褥。回到自己的老连队,也不用耽心连里战友对我这个团机关下来的兵印象不好,毫不客气倒下就睡,朦朦胧胧中,只听荆指导员操着浓重的陕西关中口音,在那里喃喃地埋怨着他的同乡战友张股长:这个张建国没事找事,看把娃累的、睏的……
这一晚,我可以用睡得天昏地暗来形容,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多了。当我睁开双眼,发现坑道里只有几个战士在整理内务卫生。我问一个战士:指导员他们呢?战士告诉我,全连己进入阵地了,指导员交待不要叫醒我,让我多睡会。我一听演习已经开始,匆匆穿好衣服,洗漱也顾不上,带上挂包就冲出了坑道口。
要讲自己这辈子“只想睡觉”而又必须硬扛的故事,印象最深的还是1987年8月下旬参与十里山铁路隧道油罐起火救灾那次三日三夜没沾床的经历。十里山,位于兰州以东十几公里处的一座小丘,有一条近200来米长的铁路隧道。1987年8月23日凌晨7时多,当一列满载汽油、柴油的列车的16节油罐车驶入隧道时,因列车脱轨燃起大火,导致铁路陇海线中断,数以万计的旅客因此滞留途中。
当灾情从北京碾转传到当时的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已是上午11点多,随着军区首长的一声令下,一支军区司令部直属、驻守在兰州市区,由工程兵、通信兵、测绘兵等组成的的一千多人的救灾部队,仅用了35分钟时间就赶到了十里山火灾现场。但因是油罐车在隧道里面燃烧,从两头的隧道口喷出几十米高的烟火,救灾部队根本无法靠近。随着救灾部队的陆续到达,到午饭后已达三四千人。军区司令部首长马上组织各部队首长和专家们研究救火方案,最后决定用沙土封堵两个隧道、让烈火窒息在隧道里的方案。两个隧道口喷出的烈焰都有几丈高,指战员们冒着随时被火燎的危险,装好一袋一袋沙土,由远而近的向两个隧道口一点一点推进。因作业面比较小,指战员们两个小时轮一班,困了就躺在铺在地上的草席、油布上休息一会。
经过30多个小时的战斗,8月25日凌晨两个隧道口封堵成功,隧道里的烈火熄灭。救灾部队随即又开始运走沙袋,打开隧道口,直到8月26日下午,整个救灾战斗胜利结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鵬同志专门打电话给兰州军区首长,对十里山救灾部队表示慰问和感谢。
在十里山救灾中,作为军区司令部的新闻工作者,我是随第一批救灾部队进场的。因救灾行动紧张,所有指战员都在奋力抢险,没办法象平时釆访一样坐下来谈情况、做笔记,我便在参加救灾的各部(分)队中穿来穿去,一边同指战员们一起装袋运沙,一边同他们聊天,有用的素材就记在大脑里,实在太累、太困了就坐在山边靠一靠;到了吃饭时间就随便找个连队同大家一起吃点。就这样一连三天,我白天在火灾现场同救灾的指战员们边干活边聊天,晚上就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写稿子,往往是天快亮了才写好。好在是夏天,稿子写完了就用一卷报纸当枕头,和衣躺在办公桌上一直睡到同事们上班,又爬起来随便洗漱一下就奔向救灾现场开始新一天的釆访。功夫不负自己的废寝忘食。三日晚上我在办公室写出了6千多字的通讯《勇士激战十里山》,4千多字的《十里山救灾人物集锦》和一篇新闻消息稿《用兵一时赖平时》。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篇新闻消息稿《用兵一时赖平时》,我抓住的新闻眼是: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商品经济大潮正在形成,部队的一些人觉得干部战士要适应这个地方大势,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以便干部战士退役后好在地方找工作。于是乎,当时的部队名正言顺地占用军事训练时间,开办了大量的财会班、种养班、烹饪班等等,培训所谓“两用人才”,军队的主业训练、打仗在干部战士意识里逐步淡化。我当时虽说是一名军队政工干部,“两用人才培训”是政治机关管的,但我同许多干部一样,认为搞部队“两用人才”培训是忘记自己职责的行为,久而久之会让官兵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当时看到,参加十里山救灾第一批兰州军区司令部的直属部队从接到命令到达现场只用了35分钟时间,敏感地觉察到这个35分钟里面有文章。试想:如果平时这些部队不重视军事训练和战备,哪来这种召之即来的行动速度?这充分证明了部队必须强化时刻准备打仗的意识和行动的重要性。于是,我抓住这个新闻眼,在时任《解放军报》军事宣传部何家声副主任电话指导下,写成了《用兵一时赖平时》为主标题的新闻消息稿,被《解放军报》用黑体字做标题刊登在头版头条上。
《解放军报》刊登《用兵一时赖平时》这篇新闻稿是在十里山抢险救灾结束后的九月上旬。见报那天,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中将正好在驻青海西宁市郊的某团视察工作,我是随行人员之一。午饭的时候,看了报纸的赵司令员对大家说:许峰这篇新闻写得好,抓住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军队的职责就是训练、打仗,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懈。几天后回到兰州,同事们也告诉我,时任兰州军区参谋长、后任国防大学校长的邢世忠上将,在前两天的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专门表扬了《用兵一时赖平时》这篇新闻写得好,写到了点子上。一篇新闻稿,受到军区和军区司令部主要首长一再表扬,使我有些受宠若惊,深感无论是在十里山救灾中吃尽千辛万苦的部队指战员,还是我这个三天未沾床、为“只想睡觉”痛苦的“摇笔杆”,都值了。
人的一生,尤其是作为担负着保家卫国重任的军人,时刻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付出,甚至牺牲,何况一个“只想睡觉”的困苦!只要这些付出和和牺牲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认可也就值了。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一代军人,我相信也是中国每一代军人,最朴素的感情和追求。
作家简介 许峰,湖北蕲春人。遵奉“行文意为先”宗旨,不喜风花雪月,讨厌无病呻吟。出版了《中国百座名山题咏》等七本文学、新闻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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