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确，《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用生命大写的一本很励志的长篇巨著。解读《平凡的世界》，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路遥自己的人生。共和国成立那一年，路遥出生在榆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弟兄8个，饥寒交迫，生活难以为继，这就注定路遥的苦难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了。为了生存，他7岁时被过继给了延川县大伯家，父亲兜里装着两角钱，一路领着他乞讨而去。后来他克服种种困难才得以在延川县中学上完学。先后做过农民、教师、编辑等职业。曾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中篇小说《人生》成名之后，路遥认为人生不能混着活下去，他毅然拒绝热闹，拒绝走红地毯，于1982年义无反顾地投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构想、准备和写作中。第一、二部写成后积劳成疾，1988年在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后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久英年早逝，离世时年仅42岁。路遥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生命浓缩成精华，留下宝贵文化遗产的一生。路遥说，幸福存在于奋斗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取得的结果中。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对饥饿的精彩描述：饿得头都觉得成了负担，需要身体其他部位努力挣扎才能支撑起来而不至于耷拉下来……
没有路遥的人生苦难和奋斗故事，就没有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正是路遥从苦难的生活体验上升到生命体验的文学表现，具有很大的艺术张力和感染力。小说的时间跨度大约在1975年——1985年之间，采用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大转型时农村青年的奋斗历程。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安排了两个一号主人公孙少平、孙少安弟兄俩的奋斗故事。这两条线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弟弟孙少平向城市奋斗，顽强地求学，后来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达成了精神境界的高度升华。哥哥孙少安在农村奋斗，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在其妻秀莲的帮助下办砖厂起家致富，直至带领全村人致富；小说整个通过他们兄弟两条人生之路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路遥通过孙少平向城市奋斗的故事寄托了作者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城市和农村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在这个基础上，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浪漫与纯朴、复杂与纯洁、高贵与卑微、自信与自卑等。它们作为小说中的基本矛盾推动着人物故事的发展。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
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人生》中的高加林还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乡下人向城市奋斗的典型人物，是路遥在作品里构建起来的农民进城的旗帜人物，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想进城或者准备进城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正在艰苦奋斗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
其中爱情故事是奋斗故事的主要情节。长篇小说和戏剧一样，都离不开爱情和死亡的命题——没有爱情不好看，没有死亡不震撼。其实爱情和死亡是人生中最能彰显人性的地方，任何作品都无法回避。路遥为他作品中每一个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被自卑打败，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结为连理；《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情说明她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有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情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能达到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路遥把这种理想化的爱情主题放在七八十年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里，通过城乡差距的表现，现实利益的冲突，使得纯真爱情变得不堪一击，打上了悲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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