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汝州南部的虎狼爬岭长时间的考察中，由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产生了一个很自信的看法。那就是，岭上遍布厚薄不均的卵砾石和河沙，是大洪水从两山之间的古汝海冲激覆盖上来的。那么，古汝海肯定很大，大到汝州南北两山之间的川地都是它的范围。为了找到证据，凡有机会，我就会在两山之间，汝河两岸，勘察地势、探察地质，走访老友。
1991年深秋，我已在尚庄乡工作（今米庙镇），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听几个朋友闲谈起城东望城岗，其中一人说望城岗其实是王城岗，证据是周围很多古墓，附近人时常犁地挖土时捡到古陶、铜器。另一人说，不止王城岗，东边中山寨都被国家考古队证实了是古时候的皇冢或王冢。
说者无心，听者留意。第二天，我便骑着摩托车到了中山寨。远远看去，那真像一个高大的墓冢。到了跟前，才看出是一个大台子上建的古寨。虽然大部分寨墙早已坍塌，但西、南、北三面还大多残存。尤其西、北两侧，大部分还有两米多高的墙体。
我先是绕着寨墙走了一圈儿，大概步了步，东西南北均在36丈左右。印象告诉我，这个寨子是建在原有的台地上，整个台地中长300米左右，古寨就建在台地中心偏南的位置。当时，农村摩托车还稀少，玩相机的人也不多，我虽用了个傻瓜相机，村人也觉稀奇。看我四处转着、步着、照着，几个老人从地里相继收工来到我的面前，正中我意。赶紧递烟，自我介绍是为考察古寨而来，他们也满有兴趣地与我交流。一个叫刘书祥的老人说，这个寨子可有年代了，据说宋朝狄青打麻城时就建了寨。听老辈人说，那时叫冢儿寨，也叫中皇寨。我问为啥叫冢儿寨，又叫中皇寨，他说这个大土台子其实是中皇的大墓称中皇冢，后来冢上建寨就叫冢儿寨，因为冢是中皇冢，所以又叫中皇寨。我问：“那为啥现在又叫中山寨？”另一个老人说：“后来老寨墙塌了，不起作用了，到民国十九年又重新修建，为了纪念孙中山，就取名中山寨。”这时叫宋中义的70多岁的老人接腔：“甭瞎掰，现如今咱这儿知道这事儿的人不多，建寨时我已十四五岁，跟上出力了，俺家原住前董庄，时常跟着大人们来参加运土，民国十八年开始修建，第二年才建成。寨快建成时都议论新寨的名字，寨内冢儿寺的老和尚说，老寨名曾叫冢儿寨，干脆还叫冢儿寨吧。很多人都说冢儿寨不好听，不吉利。挑头建寨的俺前董庄刘济变就是书祥他爷有文化，人家说老寨其实叫中皇寨、俗名冢儿寨，是因为冢儿上建寨，乡邻们习惯称冢儿寨。这就跟这座寺一样，明明是大悲寺，乡邻们却非称它冢儿寺。既然大家都说冢儿寨不好听，那就还叫中皇寨吧，大家也都赞同。可是当寨建成要刻寨门上的石匾时，有人说，如今民国了，皇帝都叫打倒了，咱再弄个中皇寨不合适，这才定名中山寨。”
当时的我，只是为了考证汝海和大洪水，加之缺乏历史知识，对“中皇”没有概念。问几个老人，都说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皇，估计很远了。我想，不论哪个朝代的皇帝埋在这里，也该称陵，怎么能称冢？因此，也就只当作一般的民间传说，听听也就算了。也可能这里只是上古大洪水留下的大土包，或汝海中的一个小岛罢了。此事就此搁置了。不过我还是记住了刘书祥和宋中义两位老人的名字。
时间到了2006年，我因从乡镇调市纪委工作，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星期天和节假日，也终于有点时间完成多年的心愿。即把十几年考察、走访虎狼爬岭的心血，整理成书取名《走进湖浪山》，于2008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谁知6月出书，10月后悔。为啥？做为地质探查，历史探索的书，随着历史知识的积累，自感探查不细，探索不精，研究不到位。尤其因不玩电脑，历史书看的太少，历史知识贫乏，很多该叙述的东西没有叙述、已叙述的却漏洞多多。比如把一万年前人类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大洪水，与四千年前大禹时期的大洪水混淆。悔恨的差点把已出的书全部销毁。但虎狼爬岭原是湖浪山的破译，激发了我对历史的强烈兴趣，以及对探究历史绝不敷衍、绝不随意、绝不滥竽充数的自励。
自2008年开始，由汝州的湖浪山起步，我研究出了老汝州因女娲而得名，汝河就是古汝海就是古女水。我研究出了汝州的风穴寺不是什么大风点穴，而是佛教的寺院建在风穴山上而得名。我研究出了汝州的风穴山不是因为山中有神奇的风洞，而是因风姓的女娲穴居而得名。通过大量的走访、勘察、研究。我相继写出了《老汝州是女娲故地》《汝州风穴山探源》《汝州白云禅寺探源》等等论文。并通过十几个省市的万里走访，于2013年和2016年分别推出了两部三皇五帝的研究性历史专著。
这个时期，我知道远古三皇，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人皇就是中皇，就是“造人的始祖奶奶女娲”。在汝州境内，我找到了女娲的居住地风穴山；活动地汝水、滕墳、湖浪山、东西鹳山、鳌头山，却一直没有找到女娲的陵寝之地。我想起过“中皇寨”“冢儿寨”这个大冢，我又三次重访中山寨，可惜，当年跟我说中山寨曾称中皇寨、冢儿寨的刘书祥、宋中义老人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去世。更令人遗憾甚至惊诧的是竟然再也没有遇到能说清“中皇”的人。除了“冢儿寨、冢儿寺”，不论年轻或者年老之人，似乎再也讲不出中山寨的历史来。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冢儿寺前面的一块清代石碑。第一次走访我就粗粗地浏览了一遍碑文，也急急地抄写一部分，但并没有重视，一是当时天色已晚，碑文模糊。二是我对佛教有一种排斥心理，后来随着对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这种心理愈加严重。原因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佛教进入中国后，对华夏历史文化打击危害很大，很多上古的历史及遗迹，因佛教的盛行和佛寺的强占而遭篡改和毁灭。如汝州的白云禅寺是在女娲宫基址上建起来的（见《汝州白云禅寺探源》），湖南衡山的上封寺原是道教的光天观。四川宜宾南溪禹王宫被改作慧光寺。山西汾阳狄青墓前的狄公祠竟成了佛教的显庆寺等等。所以冢儿寺前的《创建大悲寺送子观音阁碑记》，看了标题就以为与我当时研究的大洪水不相干，所以粗略地抄写一部分也没有细审，拍了照以后也没冲洗出来。不想却留下了遗憾，文后再说。
几次考察，我曾认为，中山寨是在大冢上建寨，这个冢是中皇冢，那就应该是女娲的陵墓。但是，遍查史书不见有关记载，遍访民间，我1991年从两位老人嘴里得来的唯一传说又成了孤证。《老汝州是女娲故地》、《汝州风穴山是风姓的女娲穴居之山》，我敢下定论，因为除了汝水、女海、风穴山的地名故事，还有古史书《世本》《楚帛书》互证。而中山寨之冢是女娲的陵寝之地，我却不敢定论。因为“考证历史忌讳孤证”，这是我的老师，郑州大学高天星老教授对我的教导。所以我的《三皇五帝与大洪水》和《重走三皇五帝路》两部著作，把女娲的陵寝地聊定在陕晋豫交界的黄河风陵渡（风姓女娲陵所在渡口）。不过我对自己的直觉一直耿耿于怀。近几年，我又不下十次去中山寨村，并把采访范围向周边扩展，搭界的程楼村杨成现、王老安等都当过向导。为了防止采访受人为影响，思路受干扰，我大多单独行动，甚至不让村干部陪同，不事先预约采访对象，不循规蹈矩地以文化人自居。田间地头坐垓子上，街头巷尾坐石头上，热天围在树下，冷天围在火堆旁。东拉西扯中留意信息，谈天说地中寻找史料。
为了求证中山寨的新建时间，我到县城访问了82岁的刘中民先生，他出生于1940年12月，他的爷爷刘济变又名良才，就是当年领头筑寨人之一。他说，爷爷在他出生前一年去世，因病享年才五十多岁，爷爷为人正直，中山寨建成后，按事先约定的以工代购，在寨内也只分了一份地产，三个儿子没法住，只让老二刘景星一家搬进去，其他人仍留居前董庄。后来还出资在程楼中王庙里创办了一所小学。他说冢儿寨里杨姓、黄姓、宋姓都是寨建成后由前董庄搬进去的。
走访中，有人说要想确定新建寨时间，问清一个人年龄就行。此人姓高，在寨建成当年，父母因投奔亲戚，就生在寨内的冢儿寺内。所以父母给他取名新寨，不过听说此人已去世。我四处打听，在程楼杨成现先生帮助下，终于在纸坊镇长阜街村找到其坟墓，墓地有其父亲和一个弟弟的墓碑。碑文记载：其父高新成，原籍郏县高河，生于1908年10月，幼时家贫，成家后到纸坊长阜定居。长子高新寨、次子保寨、三子遂寨。根据碑文可知，传说中牵头建寨的有长阜高姓不实，因为他们没条件，最多是参与。高新寨出生于中山寨建成之年应有根据。再打听，高新寨生于1930年属马，此年属民国十九年，正与我1991年首次采访中山寨时刘书祥、宋中义等老人所讲时间相符。故可以确定，中山寨最后建寨墙是1930年，距今（2023年）九十三年。
关于中山寨是在古冢上建寨的证据很多。其一是村民共识，此处为古冢。尤其2018年由程楼村王老安先生指引，采访69岁的黄海先生（1949年生），他就说：“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冢就是大墓，寨子曾叫冢儿寨，寨内的寺叫冢儿寺，就是因为冢上建寨、冢上建寺。”我分析说：“旧时纸坊镇一带的人说话‘儿’音重，说钉是‘钉儿’，说绳是‘绳儿’，说冢就是‘冢儿’，不了解方言就不容易理解。”他点头说：“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发音，越向东这口音越重。”2023年新春伊始，我又三次与他见面，已74岁的他因腿疼已不能陪我到地里转悠，只能在家里和街上坐着交流。他说打记事就经常见人从周边地里挖出大量人骨、陶罐，有些陶罐里装的都是人骨。还有的只装一个人头骨，有的人骨很完整，并且一个挨一个排葬，也不见有棺材。第三次与他交流是在街上，他的线岁的焦朝见老先生证实。他说：“七几年（七十年代）街上有收废品的也收骨头，孩子们跑到北地（寨北面）一会儿捡拾一箩头骨头，能卖两毛钱美透了。后来收废品的知道全是人骨就拒绝再收了。不光是骨头和陶器，还有很多石斧、石镰，镰刀刃上还有细密的锯齿。不知道古人咋弄哩。”
黄焦二老还说：“寨周围挖出的人骨有些很高大，曾有人比试过，仅一节小腿骨，竖放地上，可与现在人胯齐。”这件事很多人能证实。70多岁的宋儿子和张建玉说他们都亲自比试过。在街上围着火堆随意拉扯中，60多岁的黄学合、张新亮和53岁的林亚军都证实此事不虚。黄学合还说：“北京和省里的考古队（资料显示起初是洛阳和临汝县考古队）1978年在寨西30米处挖掘，1986年在寨北20米处挖掘，我都到跟前看过。1978年有临汝县考古队叫小拴的配合，一次挖出了完整的人骨骼，北京的小郭在上面记录，小拴在坑里丈量报数，大声说身高两米五，我听的清楚，印象很深。那根骨笛（指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层挖出的骨笛）是1986年在寨北边挖出的，挖坑深度有两米多，我跳下去不用梯子上不来。”
说到骨笛，我的脑海里再次涌现出古史书《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的话。考古专家早已认定那骨笛其实是古乐器的“定音器”。这几年我一直私下认定，它与《世本》中记述的“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有密切关系。甚至“都良管”就是“定音器”。
2016年，从平顶山人大副主任位上退下来的乔国乾先生，到中山寨考察后，欣然题词：
娥陵造出都良管，中华音乐万年长。（注：娣，《世本》原文为弟，即女弟。妹妹之义）
中山寨骨笛出土30年了，汝州没有多大反应，高层专家们似乎也没有多少考证论文，倒是这位不是专家的专家兴致所至，发出精到的见解，不能不令人扼腕。
我随即又绕到寨北边，那是一块大约五六亩的菠菜和蒜苗地，同样是高台，站在这里向西、向北、向东观望，明显看出这里才是整个大土冢的中心。而寨子是在偏南的位置。尽管村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周围曾经挖高垫低平整过，但站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出原来的大致轮廓。西边的耕地东高西低，约200米趋平。北边的耕地南高北低，约200米趋平，东边明显是人为挖下三米左右的大坑。村民说那里是七八十年代村人建房挖土造成的。再东边是古时寺里和尚烧砖自用挖的坑，所以叫和尚坑，六十年代坑里有两个泉眼，常年往外涌水。而寨子南边明显陡然低落，看来古时寨壕南边就是平地。村民说70年代还是稻田。1986年考古挖掘的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土层就在冢地的最中央，那个女娲造的定音器都良管就在这两米深处。
到此，我一直固执的想法愈加强烈。这个冢就是女娲的坟墓所在。1991年认为若是皇王的墓都应称陵的想法是历史知识欠缺的认知。我国定形的礼制是从西周才开始的。上古的人去世都是“天葬”，这个“葬”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那就是把死者放在野地的大石头或土台子上，下面铺草，上面再用草盖上就完了，有地位的人等过一段时间肉身没了，把遗骨收起来装进陶罐里埋到比较高的台地上，做个记号，以便后人祭祀。一些大酋长或部落首领，比如女娲免不了还要有人陪葬，那陪葬的人就在首领的周围挖深坑放直身子埋掉。这里两次考古包括民间乱挖发现那么多的直肢葬的尸骨，应该属于此类情况，那些装进陶罐里的骨骸就是有地位的人或其亲近之人。那只稀世珍宝骨笛是从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土层中发现的，那么，它本身年代肯定更早，它既然是女娲时期的定音器，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没有金属的时代，钻孔、打磨不是一般人力可为，如此昂贵的器物只有大首领才有资格用以陪葬。那么，万年左右汝水两岸都是女娲领地，居住地距此十几里风穴山上，被称之为中皇的女娲奶奶在此殡埋应该是顺理成章了。
远古和上古礼仪不同，社会也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有地位的头领死葬之地都称冢墓，平民称坟，奴隶野户不葬或乱葬，尸骨无存。直到西周时，由周公主导确立了儒家思想和社会等级制度。丧葬方面，王侯死葬之地称陵，士大夫称冢、墓，平民称坟。秦朝以后有了皇帝，凡皇王死葬之地都封大土堆，像山岭一样，有些干脆直接把山包掏空建成墓室，所以称陵，古时岭陵通用。士大夫称冢，有钱有势的人称墓，平民永远就是坟。对那些远古的有作为的帝王，有迹可寻的冢墓，也都改冢为陵。但没有被官府发现或故意隐瞒的皇王冢，就一直是百姓记忆中的冢了。据说陕西黄帝陵、炎帝陵当地人早年都称冢。中山寨村的冢就是中皇女娲的陵墓也就得以解释了。
可惜，我的证据还显得乏力，尤其汝州的古籍证据。查遍汝州的史书，与此地有关的记载只有两处，一是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古迹》载：“大悲寺，在在一里，相传明季里人为避兵而建。周围环以土寨，内新置魁星楼一座，俗呼冢儿寺，城东十五里。”二是同书同条：“麻城，州东十里。东西有二、背山面河，形势雄壮，相传有麻王兄弟者，结党聚众，各据其一，为犄角之势，以窥京辅。朝廷命狄青率师讨之，师次大悲寺。去麻城八九里，俗呼狄青岭者即其屯兵处也。”这两条记载，虽缺乏考证（均说“相传”），倒也说明了几个问题。其一，中山寨大悲寺虽然年代较远，但老百姓似乎不认可，只称它冢儿寺，至今仍然。看来在老百姓心中，寺没有冢重要。其二，明朝时就有冢儿寨，村人说狄青剿麻城就建了寨，看来也有根据。其二，这里经狄青扎寨后曾被称狄青岭，可见古时古冢确实规模不小。但是仍然没有透出女娲的信息。此时我才想起曾经拍过照，曾粗略浏览过但一直没有重视的那块至今仍被镶砌在墙上的石碑。除了碑名《创建大悲寺送子观音阁碑记》和尾题“大清雍正十二年岁次甲寅桂月上浣之吉”外，其它文字比1991年第一次见它更漫漶模糊。加之近年眼花，审视太费力，只好用手机分段拍照，返家细审。
线年粗略抄写的碑文竟然轻易地找到了。旧抄文与新照片对照，当年抄写成高谋的“高禖”二字赫然入目。全句是“约略抑所谓高禖之流亚欤。”中皇女娲是华夏境内第一个制嫁聚之礼教人婚配生育的“高禖”，高禖就是女娲的神号。东汉学问家应邵的《风俗通义》载：“女娲祷祀神，祈而为女禖。正姓氏，职婚姻，通行禖，以重万民之则，是曰神禖。”又说：“以其载禖，是以后世有国，是祀皋禖之神。”皋禖就是高禖，华夏媒人之祖，婚姻和生育之神。清末大学问家闻一多先生《伏羲考》也说：“中华先民的高媒即是女娲。”
我惊呆了，喜极了。这是我在研究三皇五帝，尤其是女娲三十多年出现的第三次难以抑制的惊喜。第一次是2012年我从《世本》中发现了“天皇封弟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是称女皇，其后皆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鸠女方（“晋有女宽”疑为后人评语窜入正文）皆其后也。”第二次是为了找到第二个女娲在汝水的书证，我在郑州人民路书店坐在水泥地板上连续三天，终于查出1926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遗址出土的记载着女娲居汝水测风雨的《楚帛书》，那时刻都是激动地泪流满面。这一次也许是年岁高了，经事多了。也许是定论在先，胸有成竹的缘故，惊喜却没若狂，喜极却没而泣。但那一个晚上我确实没有合眼，先是拿抄稿与相机一字字对照，然后是对每一句注释，最后整篇译成白话文。译完了，天亮了，更无困意。再审，再对照，视如珍宝。直到又一个下午仍怕有错，突然想起曾听说杨占营先生也曾去抄写过碑文，冒然电话探询。果然有存且即时手机微信转发。杨先生的抄录很认真，除了捐资人太多不录外，正文几乎全抄。但我最关心的是那句“约略抑高禖之流亚”，竟然一字不差。我自言自语“谢谢杨老弟”。至此，我才算正式地、毫不客气地、骄傲而自豪地认定，我又为汝州历史文化立了一大功，汝州中山寨裴李岗文化遗址是华夏始祖奶奶、中皇高媒女娲的陵寝所在。
郭鸿志，中共汝州市纪委退休干部，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二届副主席、汝州分会主席。曾任乡镇长、党委书记，汝州市纪委常委、副书记。汝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曾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历史考证和诗歌集多部。多年潜心研究汝州地域文化和
历史文化，曾发表《老汝州是女娲故地》、《汝州风穴寺探源》、《韩安国不是汝州人》等论文。汝州市委市政府专们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为他的《三皇五帝与大洪水》、《重走三皇五帝路》等著作召开研讨会，受到与会专家一致好评，为此，也为汝州市荣获“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做出了很大贡献。曾在汝州市委党校和省外高等院校多次讲课和交流，受到众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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