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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晚20：00（美国东部时间14日早7: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读书会（第159期），特邀《听大雪落满耶鲁：苏炜自选集》作者——旅美作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苏炜，谈他在耶鲁教汉语的故事……
苏炜，旅美作家。1953年生于广州，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后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1986年回国工作，1990年定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也是耶鲁大学理查德·布鲁海德最佳教学奖获得者。许多耶鲁学生都说，他们因为选了“苏老师”的中文课而“爱上了中文”，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学业选择和生命情调。他的一位美国学生就曾在信中写道：“我们学生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幸运。”
苏炜：大家好！在美国东部是——早晨好，在中国是——晚上好！我是苏炜。感谢的话就不说了，我现在就直接开始我今天读书会的发言。我很高兴关于这个读书会的介绍，用了孙康宜老师那句话——孙康宜老师说：很多耶鲁的学生说，修了苏炜老师的课以后爱上了学中文。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也很平常，比我的书里边——比如《学生的三句话》里的那几句份量很重的话，要普通得多也常见得多，但这恰恰也是最打动我的一句学生的话，我就从这句话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
孔子说了一句话叫：“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句话用现代语言来诠释，可以这么说：从事一个专业，对专业知识的关注不如对有关知识的喜欢；对有关知识的喜欢，则不如对有关知识的欣赏和享受其中。大家可能都熟悉京剧舞台上的一句话，叫“不疯魔不成活”，其实也可以用最近荣誉退休的普林斯顿教授周质平老师的一句话来说：学好和教好一门外语，需要一点“痴”，需要一点“陶醉”。如何“痴”和如何“陶醉”呢？用我自己的表述，就是把心交给学生，把心交给教学。你对中文的热爱体现在你对学生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又会在师生间互相环流，学生会把对你的热爱倾注到对中文学习的热爱上。更进一步地说，我愿意用这三个词把这个话题具体化。这三个词很普通，一个就是“孩子王”，一个是“学生缘”，一个是“不见外”。
用通俗的说法，我认为一个好的教师其实应该成为一个“孩子王”，带领一群年轻的孩子们耍玩游戏，翔泳在知识和学习的风景中、山岭上和海浪中。这样，你的“学生缘”，就来自于你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中引发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又自然而然地让学生跟你“不见外”。你跟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有了这三个东西，一个富有魅力的讲台和一个具有教师个人独特风格的教学风格就逐渐形成了——好的教与学的氛围就形成了。所以，这也就是我在耶鲁教了26年中文，我会始终在享受和热爱我自己这份工作的原因。
下面我从这三个方面谈谈我对汉语教学和中文母语的看法，这几个方面，用我定的题目来说，第一，我怎么认识我的中文母语，从救赎到信仰。第二是，我怎么认识我的汉语教学，从饭碗到使命。第三是我在耶鲁的中文教学的教学攻略，怎么让学生从“挖井”“织网”到翔游于中文的“大海汪洋”。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我在耶鲁的中文教学。
先讲第一个方面，怎么认识我自己的中文母语？前不久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说：我把中文母语看做我自己的信仰。为什么用“信仰”这么重的一句话呢？什么叫“信仰”？“信仰”用学术的语言，可以叫“终极关怀”。什么叫“终极关怀”？就是你的人生寄托和精神归宿。好多好多年前，大概是我在耶鲁教书十年的时候，我为《收获》杂志写过一篇长文叫《母语的诸天》，当时那是我《走进耶鲁》那本书的长序言。我对汉语母语有这么一种执念，这种执念就是说：我通过中文母语，可以达到自己最饱满的生命状态和实现自己最高的人性追求。而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偏中文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开始偏科。所以我作为一个广东人，从小又是普通话比较标准的孩子，这里不妨炫耀——我大概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这一年半的时间，还曾经担任过广东电视台最早的少年儿童节目的小主持人——当然大主持人是一个阿姨了。所以中文母语，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我自己身上须臾不可离的一个东西。后来我当知青，从15岁到25岁在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那个时候出身不好，父亲、哥哥都关在监狱里，所以我是一个黑出身、年纪最小个子最小的知青，也因此受到过某些“大佬”的欺凌。但是就是因为中文，成为我在最艰难的人生时刻救赎自己的最有力的工具。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的这段经历：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跟很多同辈的好友一起参加高考，但是因为我只读过初一半学期就被文革中断了学业，我的高考数学不及格（可能是零分或5分），所以没有成为77级的正式录取学生。但是，就是因为我的中文写作，后来中山大学把我当做一个破格录取的特招生，这也可以说是中文母语对于我的最大的救赎。所以到了耶鲁，文系的教育背景，和洋风洋水中在耶鲁教中文的这种安身立命的方式，就让我不断地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茨威格，一个是托马斯·曼，这两个都是德语为母语的作家。茨威格的故事有些朋友可能不熟悉，茨威格在二战的时候作为一个犹太人逃亡到了巴西，巴西把他当做一个国宾对待，他的生活无忧。但最后他和他的太太一起自杀了，他的遗言里边说：我的母语德语已经灭亡，我的母语德语的祖国已经灭亡，我的生命也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母语，对于一个人首先有生命的意义。
而另外一个托马斯·曼，也是二战时候的犹太人逃亡到美国，他进入美国海关的时候，海关官员问他：你作为母语是德语的德国作家，你离开了你的国家的文化、离开你的土地，你行吗？茨威格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母语德文和德国文化就像血液流在我的身上，我走到哪里，德国就在哪里。这两个作家的例子都说明了：母语对于一个人，特别是我作为中国人，母语对于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安身立命的意义。所以我在耶鲁的20多年用母语中文的教学，我已经把这个母语教学的认识，变成一种我自己的人生信仰。所以在我的书里边写了这么一句话：远离了故乡却贴近了原乡，远离了中文却贴近了母语。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话题：关于怎么把母语看做是我人生的救赎和信仰。
第二个话题：汉语教学，怎么样从“饭碗”变成一种“使命”。大家当然都知道，我在耶鲁的中文教学是我在耶鲁的一个职业饭碗，也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我自己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中国作家。我从小时候开始热爱写作，一直到现在，写作是我另外一个生命形态。所以到了耶鲁教学以后，面对着这个饭碗，我知道我不能轻易地去对待这个饭碗，我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到这个职业工作里边，这样一来，写作的时间就很少了。所以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另外一种人生职业的作家，我曾经为这个事情感到犹豫和担忧。
我担心写作会影响我自己的教学，或者教学也会影响我自己的写作。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一点清晰认识的，反而是我们的一个年轻老师的一句话。大约是十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开始利用自己的时间（不是学校任课的要求），每个星期五下午给耶鲁学生开书法课。书法课最动人的地方，是学生通过一个星期读书的繁忙来到课上，他们拿起毛笔安静地埋头写字的那个场景的刹那，是非常动人的。一位年轻老师走进来看见这个场面，她说了一句话把我给打动了，她说：“苏老师，看着这个场面，让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中文的传教士。”她随口说出的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
传教士，英文的称谓叫missionary。你仔细想想，可不是吗，无论谈论全球化、地球村，或者谈论中西文化交流、文明冲突与撞击，其实都离不开语言，首先就是语言的双向互动、融合和交流。而我们域外的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学，恰恰就处在这个交流、互动、冲突、撞击与融合的前沿阵地上。所以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所担负的，难道不正是一种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传道的使命吗？而“使命”这个中文字，在英文里可以用两个词来翻译，一个是calling，就是道义的呼唤，一个是mission，就是崇高的使命。英文里的mission或者是calling常常都与宗教使命有关，所以传教士的称谓就叫missionary。我们查阅耶鲁和中国关系悠久历史的资料，晚清留美学童的英文称谓就叫mission student，可见当年晚清那些年仅12岁的留美学童已经背负上了传道和使命的意义了。何谓“使命”呢，古人说：“承天道而专者”。当你看清了方向——“天道”，你就去践行这个“专”，这就是使命。而道者，即信仰也、终极关怀也，所以，我把母语中文视为自己的信仰，把这个——汉语写作与汉语教学，视作自己人生和精神的归宿。
以耶鲁两年前刚刚举办过的一个叫“东学西渐”的展览为例，展览展示了东方的文化怎么进入耶鲁的典藏，用了“东学西渐”这个新名词。而这个词的直接源头，则是从耶鲁的华人先贤——容闳所写的英文自传的中译书名《西学东渐记》而来。所以，我们在异域传播母语中文，正是一种“东学西渐”的传道。这里的传道，也就是传中国文化之道，完成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从一个更大的历史版图看，晚清迄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始终就贯穿着这么一个从开始的“西学东渐”而逐渐到“东学西渐”的双向交流过程。这样一来，我自己关于写作和教学哪个重哪个轻，我该怎么面对自己犹豫的心态，慢慢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就把“饭碗”变成一种“使命”，我碰到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思维角度，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的思维向度，也就是英文说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通史教育”或“博雅教育”)。其实，这就是古人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你作为师者的传道使命，就像孟子说的“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这就是我们汉语中文里，把教育视为“春风化雨”的由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师道，即是人道；我们的教育使命，除了传授汉语知识，也是育人树人啊。
这样看语言教学，你不光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你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道者。同时，又因为语言教学密切接触学生的特点，其实你的言传身教，也是站在尽可能以最好、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来化育世界、陶冶育人的前沿阵地。这个mission，这个使命，可真是“教书比天大”啊！——“教书比天大”，就是我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有了这一点认知，对汉语教学从“饭碗”到“使命”的升华，我就会有一种“爱就是付出”、“学生的需要就是我的职责”这样一种自觉，所以这些年来，无论是常年坚持为学生开的独立辅导课，或者是花费自己的时间（即不会计算学校的授课工作量），为耶鲁学生每周开的书法课、粤语课和开放性的办公室时间，这些付出，都是我自己自甘自愿并且甘之如饴的。
其实也可以这么看，中文教学和我的文学写作，已经成为了我自己同样重要的两个人生志业。两者反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写作和教学，无非都是一种生命表达。我的写作生涯的积累和感悟，可以成为我的教学课堂随时迸发的活水源头；而我自己的教学生涯，同时又滋润了我自己的写作笔墨底蕴。在耶鲁25年间，我写作出版的各类文学著作也有十多本之多。这对于中国国内的专业作家们或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自己也敢不自谦地说：这些著作，同样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质地和生命份量。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关于汉语教学怎么样从“饭碗”到“使命”的提升。
我在耶鲁的中文教学的教学攻略，怎么让学生从“挖井”“织网”到翔游于中文的“大海汪洋
这样一来，就来到我们需要认真展开的，为什么我会看重孙康宜老师引用学生说的那句话：“修了苏炜老师的课以后爱上了学中文”。那么，我在耶鲁教中文，有什么具体的教学攻略呢？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从“挖井”“织网”到最后让学生翔游于中文的“大海汪洋”。这个“挖井”和“织网”，“挖井”指的是深度，“织网”则是指的它的广度；也就是从“时间”持续的深度上，到“空间”的广阔上，在汉语教学中，怎样“自精微而致广大”，从“点”到“线”到“面”，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地，在课堂教学中呈现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和深度，让学生从怕学厌学到求学爱学，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做到的？
我在耶鲁任教到今年是26年了。这些年来，我基本在教两门课，一门是长期以来，从开始一直教到现在的“中国现、当代中国小说选读”课。秋天学期是当代，春天学期是现代。“当代小说选读”教的是苏童、余华、王安忆、莫言、韩少功等等这些当代作家。“现代小说选读”，当然就是教的鲁迅、茅盾，就是“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再加上我自己加的“沈张萧”——沈从文、张爱玲和萧红。另外一门课，就是华裔中文的中、高级班，我以前一直在教华裔高年级中文班，去年开始在教一个中级的华裔班。我自己在课堂上设了这么几个教学的攻略，或者我自己提出的教学方法。第一个，是“往浅里教，往深里走”。“浅”，指的是语言教学训练的基本。因为我任教的基本是一门高级语言课，所以词汇、语法、句型等等，都是这个语言训练的最基本的部分。所以，浅的部分，就是学生要把词汇、语法需要掌握的基本方面都要掌握。而我每个星期的考试包括听写——现在很多美国大学的高年级中文已经没有听写这个部分了，但是我坚持要有听写，只有过“听写”这个难坎儿，学生才会对词汇、语法和理解有真正的掌握，这就是“浅”的部分。“深”的部分，“往深里走”，就是由语言带入文化和历史，包括传统文化要义、趣味理解和欣赏、思考等等方面。
这样就来到了我的第二个教学攻略：“品味中文”，就是英文里说的taste Chinese。这其实是任何一门语言教学的最高阶段。对它的领悟，来自我的好多位知名的汉学家朋友的一些感悟。他们常常告诉我：他们做当代小说翻译时，中国的朋友会这么说：刘心武的中文不如汪曾祺的好，或者说鲁迅、巴金的中文完全不在同一个表达层次上。他说，坦白地说，我们作为外国人，母语不是中文的，很难体味出来和分辨出来。这个其实和我们学习英文的感受是一样的。英文的行家都会说：在美式英语中，《纽约客》和《纽约时报》的英语是最好的，但它完全属于不同的风格。坦白说来，我自己到现在已在英语里摸爬滚打几十年，这种对英文品味的把握，对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的难题。
所以，在课堂上怎么样带领耶鲁学生去“品味中文”，大家可能已经读过我书里边的那些小故事，比如其中一个故事，一个叫汤凯琳的女同学说，我的“品味中文”救了她的命——“saving my life”，帮助她走出了忧郁症的迷雾，这个故事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围绕这个“品味中文”，其实我有很多这方面的段子，以往的文字或访谈中，我讲过很多故事段子。我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段子。大概两年前，我突然接到一个学生给我的微信，说：苏老师，你能跟我再讲一次那两条鱼的故事吗？“两条鱼的故事”，就是“相濡以沫”这个成语的故事由来。很具体的，就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里边用了“相濡以沫”这个词，我在课堂上仔细跟他们解释了庄子的“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这个句子。相濡以沫，那两条鱼用嘴里的微沫互相润泽对方，在干涸行将濒死的情况下，互相支持而生存下来。这个故事，几乎每次在课堂上讲同学们都感动得不得了，好几次，甚至眼泪汪汪地说：苏老师，这个故事听得我直想掉眼泪。但是，更深一步地讲“不若相忘于江湖”，一个大浪把它们打到湖里边，两条鱼回到了湖里，不若相忘于江湖，它们挥挥手就告别了，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深刻的哲理，每每让学生听得两眼放光。
每次我仔细讲解“相濡以沫”这个成语，我都会发现课堂上都有一种小小的骚动。这个要我重讲“两条鱼的故事”的学生叫罗幸，我们很多位中文老师都从低年级开始就教过他，他是一个黑人和亚裔的混血后代，他的妈妈是香港人，与来自非洲的黑人爸爸结婚后生下了他，但很奇特，他长得完全像亚裔的一张脸，不容易让人猜到他的非洲裔背景。他在我的课上学得很出色。我问他：你为什么要重新了解这两条鱼的故事呢？他说：苏老师，不瞒你说，我在申请耶鲁法学院，我已经申请了两次耶鲁法学院，他们都没有要我，我坚持要再申请耶鲁法学院，我要把你说的这中文的“两条鱼的故事”，放在我申请法学院的statement（自述）里面。
大家都知道，申请任何大学，你的那篇statement，就是你那篇自述的作文非常重要。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用中文的“相濡以沫”放进他申请法学院的自述里，他借此究竟讲了什么故事。我现在的猜测，大概是这“两条鱼”可以隐喻他的两个身份，他的黑人和亚裔的双重身份。所以我相信他这个statement肯定也打动了法学院。耶鲁法学院的门槛高得不得了，我知道我很多优秀的学生申请耶鲁法学院，都没有被录取，而这个学生两年前被耶鲁录取了，还在前年疫情中，他回到耶鲁校园后还专门约我，和当年一起修中文课还留在学校工作的同学，我们在一起包了一次饺子，庆祝他被法学院录取。我当然相信，他的申请耶鲁法学院被录取，跟“相濡以沫”这个成语的“两条鱼的故事”有关。
我可以用一些进一步的例子，告诉大家我怎么样引导学生“品味中文”。可以从“点”说起：“点”，就是词汇，就是语词，也就是语言大厦的根基。我常常告诉同学们，我说：中文的优美表述，常常会在一个简单的词语里，包含了形状、画面、动作、故事甚至音色、气味等等要素。我常举这几个词语为例，比如最简单的一个词，中文里的“丁香”这个花名，我让同学反复高声的诵读它，他们慢慢慢慢地念：丁香，丁香，丁香，我说：你们是不是感觉到它的颗粒状的花骨朵儿，和飘逸出来的香味？他们都会说：对，“丁香”这个词，让我们看到了形状，也闻到了香味。
更生动的中文例子还有好多，比如像“风花雪月”，像“青梅竹马”，这些词，日常我们中国人说得很普通平常，但是一个常见的“风花雪月”，每一个字学生都懂，每一个字都是漂亮的画面，当他们从英文的romantic这个“浪漫”的意思里边，去感觉这个中英文表述的深浅的时候，他们就会惊叹，睁大了他们惊艳的蓝绿眼睛。到了像解释“青梅竹马”这样的画面故事，你用和英文的“childhood friendship”(童年的友情)做比较的时候，中文成语的生动画面和有趣故事，每每引发出课堂上一片欢悦的笑声。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相濡以沫”这个成语的奇效奇观，每次讲“相濡以沫”，同学们的感受都是非常特别和强烈的。
更不用说在文学阅读课堂上，因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里边经常谈到女性的美，用了很多“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这样的词来形容女性美。我跟我的学生开玩笑说：你们用英文来表达一下你们怎么称赞女孩子的美，英文里的表达跟中文一比较，显得要简单和乏味许多，应该说boring（单调）得多。所以每次讲到这些话题，他们都会在课堂上哈哈大笑，这样一来，他们就发现：中文这种特殊魅力，你只有进入中文的世界才能体会到、领略到，所以这是为什么，课堂上中文的那种诗化的语言表达，会让好奇心好胜心都随时膨胀的耶鲁学生能够沉浸其中，从此爱上了学中文。这里说的是“点”，一个一个语词的“点”。
我再说一个“线”。从“点”、“线”到“面”，我也举一个课堂教学的例子。在当代小说课里莫言的《红高粱》，有一个句子说：“我奶奶在一夜之间悟透了禅机”，怎么让这些耶鲁孩子懂得“禅机”？怎么深入浅出让他们懂得什么叫禅机，secret of Zen，这可不是三言两语你打马虎眼就可以对付过去的，所以我开始自己做功课。各种典籍里都有很多关于禅机的说法，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六祖惠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等等，还有“吃茶去”等等这些说法。我最后选择了《五灯会元》里记载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也是现在坊间流行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在课堂上把这个偈语让大家跟着我念一遍，他们马上就记住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这么浅显的中文，同学跟我复述第一遍就全记住了。
当我认真跟他们解释：“看山是山”这三个层次背后蕴含的深刻哲理，让他们联系自己具体生活经验怎么去把握“禅机”，怎么去理解“顿悟”——所谓的suddenly understanding，这个奇迹就发生了。在课堂上，几乎每一次讲“禅机”这个词，讲到了它背后深刻的哲理，都成为我课堂上的一个名段子，所以很多同学还用这个名段子作武器。——因为在他们学期间去做见习生或者毕业找工作的时候的interview，就是面试的时候，常常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你在耶鲁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你最受教的是哪句话？大概有三四个同学面试完兴奋跑回来跟我说，面试官一问这个问题，他们马上就想到了苏老师课堂上讲的“看山是山”，我用你的方法让他们用英文跟我复述一遍，再讲解背后的含义，他们都瞪大了眼睛：果真是这么简单，又这么深刻！说：行！你拿到工作了！已经有三四位同学跟我重复着同样的“看山是山”故事。所以简简单单的一个“禅机”引出来的故事，就让学生们深刻感受到中文与中国文化的那种特殊的魅力。
再来到“面”，“点线面”的“面”。在课堂上，你怎么结合教材往深里走，课堂上的这种趣事非常多。我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我的好学生温侯廷，就是翻译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迷谷》的那个出色学生。他当年告诉我说，“苏老师，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会选你的课吗，因为你在课堂上讲了一句中国人最难听的粗话，我才决定选你的课的。”把我吓了一跳。我说我讲了什么中国人最难听的粗话？原来是当代文学选读课的第一节课，是用苏童的《妻妾成群》，里边有一句话叫“他骂我的祖宗八代”。这一句粗话，我就从“骂我的祖宗八代”讲到了中国的“祖先崇拜”，和西方的“一神论”宗教的对比，又引申出课文里的“性别和家庭”这个主题与儒家中心文化思想的关联，让他感到这门课的包含广大，所以他就放弃别的课而选这门课了。
与此同时，在这个课文里我会再进一步，因为提到儒家的中心思想，你就让学生要懂得什么叫儒家，什么叫道家，什么叫释家，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三个主要的精神之源，因为如此的博大精深，你又必须深入浅出，提纲挈领、举一反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课堂的教学中，让同学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怎么深入浅出呢？比如，怎么跟学生讲儒家、道家、释家或者佛家？我只用最简单的语言，让他们记住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儒家道家，让他们记住儒家的“入世”“有为”，道家则是“出世”“无为”；佛家就是释家，难讲一点，我就用《心经》里的“色空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和“普渡”“慈悲”这几个观念，虽然是简单的中文词，它背后隐含的含义很深。所以我开始只是让他们记住浅白明晰的词组字眼，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我会进一步拓展，会让同学从触摸（touch）到把握（understanding），掌握这些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如果更深一步的引申，就会到达什么程度呢？例如我让学生记住三组词句，“天地君亲师”，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道德哲学；“温良恭俭让”是儒家的行为哲学，我让他们背诵这几个字眼，在课堂上朗朗上口地诵念。而要让理解更上一个台阶，我会进一步让学生把儒家思想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经被世界哲学大会定义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第一要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背后它要涉及的话题就更深了。
所以，本来现在正是我们的寒假，我们还没有开学，我专门跑回学校找到我自己的教案里边，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涉及到儒家的“群己观”的教案，也就是自己和人群的关系，儒家的思想里边的立己立人与推己及人，还有再进一步的儒家的“志向篇”——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等等，从这几点一点点地往深里走，一点点地挖井，一点点地织网，这样一砖一石的累计，中国文化的高楼大厦就慢慢慢慢地，逐渐在课堂讲台上，也在同学们心中修筑起来了。
在“苏老师的课堂”上有几个“标配”段子，刚才我讲到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其一。因为每次讲“禅机” 都会涉及。结果某次讲到这一课，有一个修课的博士学生要求我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三个不同的境界，苏老师你能不能再让我们学学王国维说的人生三境界呢？我吓了一跳。我说你怎么想到，要学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呢？他笑了，他说我在追求一个中国女孩子，这个中国女孩子有次跟他爸爸打电话，我在旁边，他爸听说我会说中文，我拿过电话他就问我：你知道什么是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吗？我自然是不知道。他说，我要学会“人生三境界”来追求这个中国女孩子。他把大家都说笑了。我随后就把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说”印出来给大家。听今天读书会的朋友自然都知道，王国维指的这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首都是词，都是诗化的汉语，但是它跟“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一联系起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一种诗化的“顿悟”，这样一来，学生学到了这三个境界，就跟前面学到的东西都打通了，他们学中文就非常有成就感了！
讲到成就感，我再讲一个好玩的话题。那一年，也是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在美国举办了一个在全美国各大城市、各大学的中国当代书法的巡回展览。当然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十几位著名书法家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了耶鲁，展览在林学院新建的漂亮展厅隆重开幕。那天，学校办公室大概是校长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听说你在星期五下午开耶鲁的书法课，你能不能把你的耶鲁书法课学生带到中国书法展览上来，参与这个开幕式。结果我在下午4点钟上完书法课后，就把书法课的学生，带到了这个高规格的中国书法巡回展览上。这确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一件盛事，很多名家参与，来了十几位书法家。结果我的学生到了展览现场，好几个同学跑来兴奋告诉我说：苏老师，这些书法条幅上，好几篇都写了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呢！大家都很惊喜呀！当然我就很高兴，我说：来来，同学们我们大家来show off——炫耀一下。我就让我们这些同学列起队来，在这十几位中国著名书法家面前大声背诵朗读起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这三段诗词，让中国来的书法家们又震惊又感动。他们说：我们走了全美国好多有名的大学，第一次发现，只有耶鲁的学生能在我们面前背诵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我和同学们自然为此感到成就感十足，自豪骄傲极啦！从此，这个“段子”，也就成了“苏老师课上”的一个“标配”。
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教学方法，用我的说法，叫“两个因材施教”。“因材施教”这个词，与刚才我讲到的点、线、面，其实还有一个更随意即兴的延伸教学法有密切关联。第一个“因材施教”是教材之“材”，就是在课堂上，随时即兴地，根据教材提供的切入口把课堂教学引往深广度和兴趣度上，这是教学上的“惊喜法门”，需要随时调度自己的知识积累和人生历练，这也因为随时可能“溢出”教材本身而让课堂教学变得精彩，广受学生欢迎的。第二个“材”，就是人材之“材”。随时根据教学现场的学生的不同水平，在教学里边尽力满足他们高低深浅的不同需求。我这里举一两个小例子，比如，华裔高级中文班的教材里有一个词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马上引申出来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进一步引申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已经跟学生教授过儒家的“有为”和道家“无为”思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分别都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发生了联系。再进一步联系到传统士大夫精神里边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从陶渊明的故事一直讲到了耶鲁精神里边的理想主义色彩，学生的眼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这样一点点地被拓宽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有趣段子，当年——2007年央视举办“国际大学生中文辩论赛”，我带的耶鲁中文辩论队打败哈佛、普林斯顿、哥大，代表美国出线，最后到中央电视台，又打败了欧洲和亚洲代表队得到了世界冠军。我常常开玩笑说，这个故事背后，耶鲁得世界冠军的有力武器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在现场的辩论赛里，我们一位辩手同学说：我们耶鲁的精神，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让全场掌声轰然而起，而台上其他学校的辩论队的学生们，还不知道什么叫“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中文教材里没有，他们不懂。每次课堂上我讲起这个段子，课堂上的气氛就可以用热情鼎沸来形容了。
上面简单讲到的这些“教学攻略”——“点线面”也好，怎么样“从浅里教，往深里走”也好，怎么样“品味中文”，怎么样“因材施教”，这些方法可以有很多，但是说到底，万变不离其宗，还要回到一个美国中文教学的主流手艺——“明德教学法”。这个“明德教学法”，我们大家都在里边受益非浅。从这个“明德教学法”，可以引出了一道很长的文脉，一道海外中华文化传播的历史文脉。这里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的“明德教学法”。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明德镇的明德大学成立在1800年，它是一个私立的文理学院。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的外语学校，但是明德大学就是美国培养外语专家的摇篮和基地，特别是每年的暑期学校，它设有十几个语种的高强度的语言学校。而美国明德大学的中文暑校，被称为美国中文教学的黄埔军校。明德大学的中文暑校创立于1966年，第一任校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陈大端，“明德”的名字也是他根据音译从《大学》里边定下来的，从《大学》里边取义。
随后的明德大学的中文暑校校长，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周质平教授。“明德教学法”从此成为美国大学中文教学的一些基本的套路。所以，以高强度的重视发音与高强度的反复操练为特征的“明德教学法”，通过它的推广，也通过普林斯顿在北京跟北师大合办的中文暑期项目，和哈佛在北京的哈佛北京书院、杜克大学在北京、IUP项目在清华等等这些海外教学项目，让“明德教学法”声名鹊起，可以这么说，我自己是明德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
所以追溯起来，从“明德教学法”源远流长，它来自这么一道大文脉，它是由一连串的闪光的名字贯穿下来的。我不妨把这些名字念一下：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耶鲁华人先贤的第一人。卫三畏，耶鲁第一个设中文教席的美国教授。赵元任，大家都很熟悉，他是现代汉语体系的奠基人。牟复礼，是普林斯敦大学东亚系的创系人，是受很好中文教育的美国人。跟随其后的陈大端、周质平、林培瑞等等“汉教”领域殿堂级的人物，这等于是一个跨世纪跨时代的大故事。我自己作为在耶鲁的一位中文教师，我明确感觉到：自己是站在这个历史的序列之中。
所以，具备这样一种自觉意识，站在耶鲁的讲台上，站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序列之中，你自然就会有一种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这种职责和使命。这就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讲题：我怎么让耶鲁学生爱上学中文？你在课堂上讲台上的魅力、对学生的吸引力，从哪里来？前面已经讲到了中文的魅力从哪里来的教学例证，我这里只讲一点：具体的课堂魅力的方式有两三个，一个是它来自课程的遥远母本，就是中文背后所附丽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第二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魅力，当然要跟教材的干货有关，也就是与你提供给课堂的货品质地有关。再一个是，你任教的课程能够明确地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在课程中的收获和成长，而在同学中形成了相应的积极口碑。因为同学感到自己的收获和成长，所以他们会爱上学中文，而形成了这种积极的口碑之后，就影响了更多的同学踊跃地学中文。所以我们耶鲁的学中文的学生这么多年来，应该是从2000年以来，一直成为耶鲁的外语教学的第二大外语，第一大外语永远是西班牙语，以往的第二大外语一般都是法文，但现在耶鲁中文一直成为了耶鲁第二大外语。
我知道我的讲座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我再讲几个具体的例子——我怎么让学生感受到他们的成长？怎么样在同学中形成一种积极的口碑？比如我的高级中文课程的写作训练，一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写作教学是一切语言教学的珠穆朗玛峰。怎么样让学生在每一篇中文作文里头，看到自己可见的进步？这里我确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法，我把它归纳为两个“反向思维“。第一个反向思维是，一般学中文的学生都会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我则常常在高年级的教学里告诉他们：中文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他们都会大喊“不不不，老师你是在开玩笑！”我会笑着给他们提供具体根据，我说你们受英文教育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读莎士比亚，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读《纽约时报》？他们一般都说在高中阶段，他们到高中才可以读莎士比亚，可以读《纽约时报》。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接受中文教育的孩子，大概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可以偷偷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书了。而我们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就开始就要求读报纸了，到四、五年级，就可以读《人民日报》了。所以从这里，我跟他们分析中文单个语词组词的广泛功能特点，哪怕一个中国的专业作家，只要使用3000到3500个中文字，就可以进入专业写作了。你们能够修读中文到我的五年级课上，说明你们在耶鲁学的中文已经超过了2500个中文字，你只要学会活用2500个到3000个中文字，你们的中文写作就可以大大改观。这个道理最后让他们服气，也打掉了他们中文写作中的畏难情绪。这是第一个“反向思维”。
第二个“反向思维”，我告诉他们：你们在以往的低年级的中文教学里，老师会说要扔掉你的英文思维的习惯；可是我现在要求你们，用你们掌握的中文的词汇量触类旁通，要用你们在英文写作中的思维，放入中文写作中。我要求用你们英文的写作思维里所达到的高度，来写你们的中文作文。所以，你们用你们已经掌握的2500到3000个中文字，按英文的写作思维达到的高度去运用这些中文字，你们会写出很不一样的中文。具体说来，从低年级中文的“我很病”、“我要见面他”这种错误句式，当然是受到英文母语思维的影响；但是到了高年级的中文作文，比如英文写作里强调的show and tell这个概念——也就是“场景描述”和“说明展示”，这种思维，你可以把它转换到中文的写作中，他们一下子就因此开窍了。我的学生每个学期一般写四篇到五篇中文作文，每写一篇作文他们就会上一个很大的写作台阶。过去年间，我都曾先后多次把我们耶鲁学生的优秀的中文作文，送到美国的《世界日报》、中国的《南方周末》等等这样的中文报纸的副刊去发表，它也成为了耶鲁学生学习中文的最大收获和最富有成就感的一种骄傲成果。
好了，我已经到了讲题的最后，这里面我用两个英文词来当做我的结束语。一个是英文说的journey——就是旅程，一个是英文的legend——就是传奇。我在耶鲁26年的教学生涯是我很长的一个journey，在这个旅程里边确实发生了很多传奇性的故事，包括我自己2019年得到了耶鲁的最高优秀教学奖，当时我自己都很意外，很吃惊，因为我知道这个奖的分量，它太难拿了。另外，过去的2021-22年度，我的耶鲁毕业的学生以我的名字为我设了一个“Su Wei Scholarship”，就是“苏炜奖学金”。这些话题，确实可以用一种传奇色彩来形容。今天我已经走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我最大的梦想是，在未来的年间，我希望原来20多年前的学生李逸斌为我设立的 “Su Wei Scholarship”，它只是一个年度性的奖，我希望在未来年间，它可以成为耶鲁大学一个和中文教育相关的永久性的奖学金。这是我希望它变成一个legend（传奇），是我退休前的最大心愿和最高期待。当然还有一个不便与人言的最高的期待，我希望耶鲁在我生命中，是一个传奇，一个legend；我也希望我在耶鲁的中文教学和我自己形成的一种教学的风格，可以最后成为另外一种耶鲁的legend，这是我夸夸其谈的奢望吧，但也是我内心对自己最高、最强烈的期许。
且听风吟：您好，初到耶鲁教汉语时，您是否遇到过两种文化相冲突的情况，您又是如何化解的呢？
苏炜：这个话题说起来很大，两种文化冲突。其实我是1982年就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我作为当年最早的第一批到美国的自费留学生，两种文化冲突的情况很突出。其实我到耶鲁教学的1997年，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有一定年头了，我也很了解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区别，所以我自己在课堂上，在教学中，反而碰到的文化冲突的情况不是那么突出。遇到真发生的文化冲突时，当然我也很容易随时协调。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冲突，反而是大家都知道美国社会有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我们在课堂上讲话，以前我们随便拿男女朋友这些话题来造句练习，但是现在在课堂上就要小心注意，这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种族、肤色、性向等等这些问题，你就要认真加以注意。
其实这几年涉及到关于性别、种族、肤色这些问题，老师们都会非常小心。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在教学中遇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确实有很多区别，我们不能用一种厚此薄彼或者谁好谁不好的方式来教学。我们可以在比较中，找到它们异同的趣味，用这种趣味的方式，再找到它们的求同存异，这是我解决两种不同文化冲突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先从趣味着手。
Rose：还未看过您写的这本书——《听大雪落满耶鲁》。作为耶鲁校友家长，想问您写此书的初衷是什么呢？谢谢！
苏炜：这本书是我自己的一本自选集，具体说是一本散文的精选集。我这些年间的写作，写过各种文体——但包括文化随笔、文学批评、学术论文等等文类，都没有收录到这本书里。这本书是我从二三十年的写作里边，精选出来的散文，在我自己看来，当然都是我自己散文的精品。所以它涉及的方面除了耶鲁生活的故事以外，还涉及到我人生的很多方面的故事，包括我从小成长的故事、我自己在欧洲流浪的故事、我自己的知青故事等等，有很多方面，还包括我对一些朋友的回忆。要说这本书的初衷或特点，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一场“雅”和“美”的文字旅行吧。
赛赛：请问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决定在耶鲁大学任教呢？您觉得在耶鲁任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教外国人汉语有趣吗？您觉得教外国人汉语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苏炜：从刚才我的讲述里边，大家都可以看到我教外国人汉语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趣味。但是到耶鲁教书，其实不是我个人简单的选择可以做到的。耶鲁这么好的名校，我能够在这里成为其中的一员，一位站到耶鲁讲台上的为师者，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和命运最大的眷顾。我的恩师就是孙康宜教授，她当年当系主任的时候，把我聘到耶鲁来教中文，这个我当然由衷的感激、感恩，更感恩命运对我的厚待。这个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可以说是一种机遇，很难得的个人的生命机遇。
苏炜：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富挑战性的话题。我有一个女儿，我和我的太太都在不同的大学里教中文，我自己的女儿口语很好，但是她的读写却很差。华二代学好中文不容易，像耶鲁这么强的中文项目，能够进入耶鲁的中文项目来学习，这些华二代自然而然地从低级到高级地修到我课上的时候，这些华裔学生一般都已经爱上了学中文。这两天因为这个读书讲座的原因，很多耶鲁的家长给我发私信，或者在耶鲁华裔家长群里发信说，他们很高兴他的孩子现在都可以用中文来给他们发微信，用中文来跟他们通话，我当然对此很感安慰。所以我觉得，耶鲁的华二代深入学好中文有很多学生，中文最后一定会成为他们最有用的人生利器。
我继续再展开说一下这个话题。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让你的孩子到了大学坚持修中文课，因为我们都有一个policeman test，就是学生的中文能力测试，进学校以前有了中文的测试，中文项目就可以把他分到合适他程度的中文班，他们只要进入像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这样强的中文班学习，他们一定都会进入状态，慢慢慢慢爱上学中文。所以要求他们选中文课当作他们选修的方向，我认为这是让华二代学好中文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对中文课程的推广吧。
安正辉：请问，您认为其他国的读者是否真的热爱华文文学，他们对华文文学的熟悉程度有甚于国内读者对外国名著吗？在互联网时代，华文文学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才能确立自身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重要地位？谢谢。
苏炜：这个话题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比如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应该有一种很理性的很客观的看法。比如说国内常常宣传说海外的中文热，其实客观上说，海外的中文热已经过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这是海外中文热的高潮，以后热度就逐渐下降，走到今天，现在海外中文热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冷却的状态。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大学，韩文的学生增加了很多，学中文的学生很多学校在减少，在我们耶鲁大学，能基本维持原来修读中文的学生人数已经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需要冷静面对的话题，就是中文热已经过了，我们怎么去解决。
但是另外一点，西方包括普通的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应该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曾经有过的中文热，现在对中国的熟悉程度要比以往高得多了。但是谈到文学，则是另一回事。你随便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问问，他们懂不懂得鲁迅、茅盾、红楼梦，或者他们懂不懂得苏童、余华，当然基本都不懂。这些隔膜现状，就是我们在海外当中文老师的一种责任，我们怎么样才能把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路拓得更宽，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中文？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对 “上了苏老师的课我爱上学中文”这句话，最被打动也最重视的原因。
（读书会发言于2023年1月14日， 整理于2023年2月1日，于耶鲁澄斋）
苏炜，旅美作家。1953年生于广州，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后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1986年回国工作，1990年定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出版有长篇小说《迷谷》，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耶鲁札记》《听大雪落满耶鲁》，人物传记《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等。
本书是耶鲁大学中文教师、旅美作家苏炜的散文名篇自选集，题材选取宽泛，时空跨越度大，涉及自我成长、社会变迁、异域生活、文化洗礼、师友行状、亲情世态等，文字充满诗韵、哲趣而不失张力，富有文化内涵和文学气韵，充分在去国怀乡的过程中贯通中西。作为一位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知识分子和沟通中西文化的学者，作者有着浓郁的学人情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透过作者感情饱满而不失张力的文字，在回首过往岁月、咏怀文化观照、抒写异域风情中，让人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和作者的人文情怀。本书将抒情和哲理交汇，文学与世情交融，给读者一种文化苦旅般的精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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