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吴小莉、陈鲁豫……这些耀目的“凤凰”明星，我们早已眼熟，而且几乎是家喻户晓。在凤凰卫视，与她们相映生辉的，还有几位“老头儿新星”，他们中有人戏称：“咱这把年纪转行干电视，是‘再就业’工程。”而吴小莉的说法是：“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说，家有三老，幸福得不得了。”本文中说的“凤凰”三老，是曹景行、阮次山和杨锦麟，他们都已年过半百，将近“花甲”。
窦文涛：“曹(景行)先生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七八份报纸。”
曹景行是曹聚仁的次子。曹聚仁，有史家称其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谜样的人物”。曹聚仁著作等身，连李敖都承认“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然而曹景行却说：“其实，我父亲的书以前都没看过，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看到的。”1968年，21岁的曹景行到皖南的黄山茶林场插队。据他说，那时他患上“资讯饥渴症”，以至于至今仍对文字的东西十分“贪婪”。十年后，31岁的曹景行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进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农业以及美国和亚太经贸关系……1989年4月，42岁的曹景行移居香港，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有机会到香港，我为什么不试试呢？况且，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的学历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香港根本就不承认大陆的学历。他想，至少承认经历吧。只用了一周时间，曹景行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从报纸的招聘广告上，看到中文《亚洲周刊》招聘国际电讯的翻译与撰述员。他投出应聘简历，参加了面试，改写了两篇稿子，然后回家等消息。一周后，《亚洲周刊》编辑部增加了一名42岁的WRITER(即撰述员)。他到周刊上班时，连身份证都还没有办下来。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9000港元，三个月后，就升到了13000港元。
1996年年底，50岁的曹景行“跳槽”，离开《亚洲周刊》，进入香港的中天传讯电视，任新闻频道的总编辑。这是曹景行接触电视的开始。在这个电视台，他虽然待了只有四个月，却参与了这样一件大事：去世的消息，全球所有媒体中他们最先报道出来，引起世界的震动。他与“传讯”老板于品海拍板于凌晨1时在电视新闻中发布这一消息，同时请来在《快报》做主笔的杨锦麟先生做现场评论。他们拍摄了一个专题，题名是“我们唤醒了世界”。1997年香港回归时，曹景行受邀为日本的TBS做现场评论。回归前一个月到回归后一个月，他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报》上开了一个专栏，接连发表了62篇记述香港回归全程的评论。
曹景行刚进入凤凰卫视时，很难设想自己出镜去做节目，或者成为一个主持人。但机会很快就降临到他身上，1998年两会召开期间，凤凰卫视第一次尝试以做新闻的方式报道两会。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与王纪言当时有个想法，试图在两会报道中加入评论。由此开始，新闻加评论逐渐成为凤凰卫视时事新闻的一个特色。老板选定了曹景行做这个节目的新闻评论员。长达十多天的两会报道中，他采取与北京连线对话的方式，就“人大”的热点话题进行点评。他的花白头发，他的独特的评述，以及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使大家觉得很新鲜。许多新的事件不断将他推向前台。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凤凰卫视每天直播，曹景行作为评论员参与直播评论。这种即时性的体验，使凤凰卫视的直播格式加入了评论的要素。
1997年夏天，曹景行策划开辟“时事开讲”，他给这个节目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开讲。”有感于曹景行的“好好学习”，窦文涛给了他一个雅号：“新闻雷达”。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曹景行实话实说：“在凤凰卫视，数我们几个老头子是最用功的。”
吴小莉：如果上班碰巧和阮次山先生同行，那会是我的Luckyday(幸运日)，因为那一天的开始，就像翻阅一本好书。
这个小老头儿亮亮的脑门很快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蓄着八字胡，脑门闪亮，很像列宁同志。
对这形象，阮次山当初自己也觉得陌生。第一次上镜时，他以为只是简单的修饰，等到半小时后起身时，发现自己前额的一缕仅存的头发，已被“收割干净”。那点自己留了多年的胡子，则成为鲜明的标志。据说这个形象是“院长”(王纪言)与化妆师一起包装的结果。
被包装的还有他的说话方式。阮次山起初曾怕自己的结结巴巴会影响到讲话的质量，在上电视开讲初期，每次都写好讲稿，但大家都认为：“你念稿就不是自己了，你的特色就是结结巴巴。”阮承认：“我的舌头是打结的，从小说广东话，到了台湾又跟着一个四川人学说英文，更是讲不好。如果R和S连在一起，舌头便转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讲话会比较慢，避免念不出两个不连续的音。”
此后在节目中阮次山先生就完全不念稿了。通常，他只准备大纲，然后在现场自由发挥，“写好完整的稿，反而限制了我的思路。”这位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说话不太利索的主持人，却由此演化成一种别人找不到、学不会的独特风格：老神在在，妙语迭出。
阮次山自认脑子转得比嘴巴快。他做节目讲究以最简短、最有震撼力的语言，直击要害。形成了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风格，比如他形容台湾当局的“姨太太心态”，美国实行“布什单边主义”等语，已成了京港台普遍认同的概念。他的许多论语，甚至在决策层的讲话中屡屡被引用。
阮次山是一位资深报人和著名专栏作家。35岁时他就在美国洛杉矶创办了中文《国际日报》。1987年起他潜心于专栏写作。他的专栏文章一如他本人，直截了当，总是直指核心。他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名片。以文章为通行证，与世界名人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与访谈，并以此建立了相当的人脉与政经资源。
1992年阮次山对同志作了个人访谈。他说：“我印象最深的访谈还是1992年与主席的那次访谈。那次访谈时我没有任何头衔，就是一个专栏作家。因为常看我的文章，所以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次接受海外专栏作家的访谈。那次我和谈了四个小时，谈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哪里，与台湾关系的底线在哪里，这对我日后掌握、分析这方面的发展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种种历练从某种程度上使阮次山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使他内心所追求的客观得到了基本的调和。进入“凤凰”后，阮次山觉得找到了自己的方法。他一方面希图做一个采访者，同时又试图用评论家的目光去审视世界。而他的方法，就是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人脉、价值观来说话。
北京一观众写信说：“非典”时期，上中学的儿子停课在家，“有报天天读”成了儿子唯一的乐趣；周末“天天读”暂停，儿子就会叹道：“没有杨锦麟的日子该怎么过？”……
1969年，不到16岁的杨锦麟下乡务农，经常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读报，读完之后可以算工分，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那时候杨锦麟一天的收入是四角钱。一年出工最高是320天，扣掉口粮款，还能分红分到36块钱。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有一天会到香港电视台上“读报”。
从乡下回到厦门后，杨锦麟曾经在老城的下水道，清过整整半年的污泥。后来他依靠自学，终于走进了厦门大学，当时那份历史试卷他考了全市第一名。毕业后，他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专研台湾事务的学者。移居香港后，他当过报社记者、编辑、主笔，常在报刊上写专栏，有时也上电视“客串”当评论员。
杨锦麟受邀加盟“凤凰”，老板刘长乐只给了他五个字：“有报天天读”。其他的自己发挥。杨锦麟表示：“这简直有点冒险。我以前从来没有试过去主持一个节目。现在凤凰卫视竟然会把这个机会给我。这对我来说是个天上掉下的好事。”这个舞台就这样交给他，跳什么舞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为“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杨锦麟“累并快乐着”。早上5点起床，6点赶上第一班巴士，30分钟赶到公司。到公司后要在8点半之前把全世界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中英文报刊以及其他文种的报刊译文看完，并构思出当天读报的内容。杨锦麟说，这个节目是“一扇信息的窗口”，他是这个窗口的主持人，需要比别人看得更多。因此他每天要看40多份报刊，还要上网搜寻最新的资料。然后把它们浓缩在24分钟里，“在有限的时间里向全球华人提供最完整、最权威的信息”。
对杨锦麟的“天天读”，《亚洲周刊》评价说：“高亢的语调，有时略带幽默的言词，是杨氏的标志……他常以四两拨千斤的连珠妙语，给观众留下会意的一笑。”杨锦麟的方式受到许多人的调侃与喜欢，一位观众寄来一首打油诗，说“老杨读报，英文走调”。
北京的一位观众写信告诉杨锦麟：“‘非典’肆虐，北京成了重灾区，上中学的儿子停课在家，在单调寂寞的生活里，‘天天读’成了儿子唯一的乐趣。周末‘天天读’暂停，儿子就会垂头丧气地叹道：‘没有杨锦麟的日子该怎么过？’儿子的话给我极大震动：这个杨锦麟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竟能如此吸引一个桀骜不驯的中学生？我问儿子，杨锦麟怎么如此让你喜欢？儿子说：‘他的口才好，长相中正仁和，而且还在《天天有话》栏目中教英语。’说来奇怪，虽然杨锦麟的英语发音不怎么准确，可我儿子对他教的每一个单词都能‘过耳不忘’。……后来，我就和儿子一起看‘天天读’，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杨锦麟的节目真的是好看极了，知识丰富，老少咸宜，杨锦麟本人也极具个人魅力，好玩、有趣。”
这位观众还说：“比起那些帅哥靓妹，杨锦麟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另类……读报读到大快人心的消息，他会大声叫好；读到揭露社会腐败现象，他猛烈抨击，恨不能拍案而起。……此时，你就会坚信他绝对不是什么阔佬，阔佬怎么会如此的悲天悯人、如此的爱恨分明？！他的叫好、他的拍案、他的抨击，都是一个媒体人正直善良之心的真情流露，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杨锦麟的幽默，或让人捧腹大笑，或让人哑然失笑。让观众在享受丰富的信息大餐的同时，也品味了幽默的作料，让人乐不可支。有一次读到的儿子在抗击“非典”战役中表现不佳的报道时，杨锦麟说：“这个阿扁的儿子真该贬一贬了！”
“有报天天读”节目，不久前被《新周刊》评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电视节目”奖。在授奖会上，余秋雨给杨锦麟颁奖时，笑称自己是“听杨锦麟读报的人”。
本文根据《解密凤凰》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编写。此书是师永刚所著的一部“凤凰卫视创立八周年纪念授权传记”，2004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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