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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赴欧洲时，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图为190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孙与当地留学生的合影。
辛亥革命时期的武汉。武汉位于长江、汉水汇合处，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是湖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曾创作过《解放战争》、《长征》、《1901》等作品的著名作家王树增，推出了新作《1911》。
近日，《解放周末》独家专访王树增，从辛亥革命开始，梳理百年来民族求索的心灵历程。
敬畏历史，审视自我，面对当下和未来，我们尤其需要的是，正如不久前《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多些问题意识，少些盛世心态”。
●我们梳理民族的心灵历程，对当代中国人尤其年轻人是有用的，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自己。
●革命先驱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解放周末：您的新作《1911》刚刚问世，这距离真实的辛亥风云，整整百年。这部著作既是致敬历史，也意在启示今天。您连接历史与今天、实现致敬与启示的思想逻辑是什么？
王树增：《1911》属于我的非虚构近代史写作系列。不管创作战争系列还是近代史系列，我总试图以这种非虚构的方式来梳理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历史。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写的不是历史论文。我是一个作家，所以，我写历史是观照我们的民族心灵和民族性格。历史上的1911距离今天已有百年，百年以来我们的父辈、祖辈、先辈们，他们是如何面对自己和世界的？他们经历过怎样的痛苦与欢乐的蜕变？我们梳理民族的心灵历程，对当代中国人尤其年轻人是有用的，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自己。
王树增：是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变革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场人类自我否定、自我变革的历程，无论是物质、科技还是精神的发展，概莫能外。
世界史告诉我们，任何被动、消极地维持现状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明证。清王朝的崩塌，从根本上说就是清政府拒绝变革的结果。
向上追溯到戊戌变法、甚至更早一些的洋务运动，在当时世界发展大势的影响下，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意识到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必须要有变革。虽然，这些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是封建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敢于上奏朝廷呼吁变革，他们敢于拖着效忠清廷的辫子创建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我们应该记住他们，这些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心存变革的人物打开了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大门。
王树增：戊戌变法时，菜市口维新者的脑袋一掉，世人突然明白了：力图使中国强大的变革，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变革一旦触及到统治者的利益，那是决不被允许的。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变革需要流血。
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是要共和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在那个历史阶段，关于道路的选择，我们不评述其优劣，但可以肯定的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积累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冲突，已经是到了爆裂的临界点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以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改革。
当二十世纪来临，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封闭地发展。这是历史的大趋势。这种趋势对于那些移民国家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华文明在康乾时期的盛世繁荣，其背景基于全球政治和经济都相对封闭的状态。当相对状态变化之后，中华文明如果依然固守自我，甚至固守到抱残守缺的地步，那么趋向灭亡的迹象就开始出现了。
中华传统文明从1840年以后开始出现危机，原因很简单，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航海业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疆土拓展，使得这个文明已不可能固守一方。中国试图闭关锁国，却未能守住。而辛亥革命是一次飞跃性的变革，它打开了国门，并且直接追寻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发展潮流。
王树增：首先，辛亥革命是一次思想的突围，它的领导者具有开放的思维与面向世界的视野。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打开国门，第一次试图在各个方面与世界接轨。在这之前，中国一向是闭关锁国的，而且没有自我变革的愿望，因为怕外部世界的妖言惑众，关着的国门还上了好几个锁。然而，事实证明，历史的潮流是关不住的。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个论述，说窗户打开了，也可能会进来苍蝇蚊子，但至少新鲜空气进来了。什么是新鲜空气？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理念。
王树增：对！其次，辛亥革命使这个古老国家形成了一个讨论“如何革命”的空前热闹的大论坛，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长期以来，不仅庶民“不得议政”、“不得结党”；就是官员，级别不够都得“莫谈国事”。我一直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政治理想，在封建帝制之下只不过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罢了。什么是“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然而，辛亥革命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可以成为现实，它明确地告诉国人：每一个人都有谈论国事的权利，都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义务。那时候，庶民不仅可以议政，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议政，涌现出了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等众多政治流派。我在《1911》这本书里把它称作“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认为，这种众声喧哗的现象，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变革的进程。因为，众声喧哗为变革提供了舆论准备，它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特征。对于历史来讲，众声可以喧哗，无疑是一种进步、一种催生，当然也是一种考验。
王树增：是的。历史一直在强调，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意义。辛亥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内外交困之时。清政府的政治危机空前激化，国内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辛亥革命以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覆灭。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尤其是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中国已是国破山河。在这种情势下，以孙中山这样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者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以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样式为标杆，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试图用变革的方式还我民族的尊严，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特别是，革命者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解放周末：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王树增：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且它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
王树增：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虽然这场启蒙运动进行得并不彻底。但这毕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全民式的解放思想的伟大运动。孙中山提出的“天赋人权”，可谓惊世骇俗。在帝制之下，子民从来没有权利，只有义务。 “子民”这个中国词汇的意思是：对于统治者而言，任何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有双重身份，儿子和臣民。但孙中山明确地告诉国民，这个国家是全民的。
这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我们可以触摸到近当代以来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晚了”，一方面是一种无奈的叹息；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证明，它不可能不晚。
解放周末：您充分解析了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飞跃性的变革的功绩与启示，同时，您也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完美”的革命。
辛亥革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这次变革不具备全民性，没有触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不是土地革命，而是资本运作。辛亥革命没有触及当时中国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未能改变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况遇。甚至，它连改变的愿望也没有。因为革命的目标不是这个。
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家，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坚实基座还是由广大农民构成的。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变革的成功就会显得飘渺。后来中国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相当准确的。
站在今天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辛亥革命的革命思维是落后了一大步，也是“晚了”。但是，历史只在历史自身的进程之中，我们不能苛求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有这样的革命自觉。我们还是应该用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解释辛亥革命以及它所面对的世界。
正因为辛亥革命的不成功，我们的仁人志士才需要继续高举思想启蒙的旗帜，所以才有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再到1921年，一部分人接受了涌进中国的各种主义之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其实，这种选择同样可以溯源到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确立了国民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这一点上说，辛亥革命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它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并且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解放周末：我们注意到，在《1901》和《1911》两本书中，“晚了”这个词屡屡出现。 “晚了”，到底是什么“晚了”，“晚了”多久？
王树增：“晚了”是对统治者而言的。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廷是有变革愿望的。但是，这个过程太迟疑、太缓慢了、太犹豫不决了，甚至中间还有过倒退，说到底还是因为统治者的私欲和私利。这就是孙中山在那个年代提出“天下为公”的伟大之处。 1901年，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之后又宣布“预备立宪”，这实际上就是在照搬明治维新了。明治维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前后准备了10年。后来“预备立宪”又把这个过程缩短至5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晚了。晚了多少呢？我大概算了算，大约30年。
我多次用“晚了”这个词，是要表明一个历史教训。对于任何一个在变革当中担当主导的政治力量，既然所处的时代必须选择变革，那么就要有克服种种掣肘和阻力的决心、勇气和胆识，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停滞。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启动变革的合适时机以及为变革准备足够安全的时间。晚清中国面临两大严峻考验：是否变革帝制痼疾，以顺应时代发展；是否变革满人专权，以化解满汉冲突。对于清廷来说，历史似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要么承受变革的考验以求脱胎换骨，要么固守成规任凭各种原动力瓦解了整个王朝。作为清廷，它的本意只能是固守，而等它迫不得已选择变革时，已经没有转危为安的时间了。
王树增：是啊。 “晚了”，一方面是一种无奈的叹息；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证明，它不可能不晚。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皇权思维下的清朝统治阶层，能在中国这样一块复杂的文化土壤上顺利完成根本性的变革。当时，立宪派总是寄希望于清廷，就是走了弯路。1911年，清廷好不容易组成了责任内阁，可13名大臣中满族有9人、皇族占5人，这不还是军机处吗？结果连立宪派都不干了。这就是清政府自掘坟墓了。
●直到今天，《阿Q正传》仍然是解读辛亥革命以及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很好的蓝本。
解放周末：您认为那些“晚了”都是必然，其必然性是否也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中的缺陷有关？
王树增：之所以“晚了”，除了统治者不愿意触及自身利益以外，还有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 《辛丑条约》之后，中国人的心态由极端自信急剧转变为极端自卑。最深刻揭示国民性的人，就是鲁迅。直到今天，《阿Q正传》仍然是解读辛亥革命以及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很好的蓝本。
解放周末：您曾对某种国民性有过揭示，认为纯粹的戏剧行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反而被视为生活常态；假若有人在生活中呈现本来面貌，人们反而会觉得这人真是奇怪。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需要“做戏”，也因此往往混淆了戏剧状态和真实状态。
王树增：我说的戏剧状态，就是戴着面具做戏般地活着。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一些中国人总是在用戏剧精神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于是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历史悲剧才会发生。
其实，面具这种艺术形态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西方的古老文化中也有面具。人类在心灵尚处于混沌状态时，总希望把自己的精神偶像具体化，在面对不可预知的力量、自己恐惧或敬畏的力量的时候，能够把自己隐藏起来。文明起步越早的国家，文明性当中这种自我掩藏的倾向就越浓厚。
然而，当这种面具艺术被运用于日常生活，就演绎出一种微妙的现象——人们往往混淆戏剧状态和现实生活状态，这两个状态的分界线很模糊。我举个不经意的例子，好比给你孩子过百日，朋友们喝酒，我儿子一百天了，大家都祝贺，这小家伙挺好，这孩子真有出息，将来肯定怎么怎么着。实际上这句话没有意义，谁都知道这句话不真实，你怎么知道这孩子将来怎么着？但是中国人都愿意听、愿意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句话是台词，是戏剧状态下的台词，但是我们已经把它世俗化了，不这样的人反而不会做人不会处事，这就是中华文明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
我们的国民性当中，还有把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技巧化的倾向，而且这种技巧高度发达，甚至成了人们生存的一种必须和习惯。我们教育孩子也是这样，从小得教孩子做人的技巧，比如说话不能太直接。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上的很多丑恶现象，文过饰非啊、口是心非啊、阿谀奉承啊、空话套话啊，都是面具心理在作怪。
解放周末：从面具到面具化生存，再到面具文化，在您看来衍生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
王树增：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我喜欢京剧。我们中国人看到白脸的曹操、红脸的关公，会打心底里唤起一种美学上的认同，京剧的魅力可能也正在于此。但是，如果这种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格当中普遍的社会心态，就有它的负面性。
具体到辛亥革命当中，可以说这种面具文化的特征阻碍了变革的进程，更严重地说，它使变革变了味道。比如，满清皇族们的所谓变革，都是戴着面具跳舞。嘴上说得热闹，可骨子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比如，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民国，民国机构样式的铺排以及对追求民主、进步所营造的声势，不可谓不热闹。但恰恰有些人，把中国的面具文化、权术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形式是做到家了，可是实质呢？
更可悲的是，只有少数清醒者愿意探究这个实质，大多数人都陶醉于这种形式。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享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从帝制统治一跃而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政国家。但是，有谁在乎中国人的命运到底改变了没有？
中华民国虽然宣告诞生，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从此站立起来。帝制思维下的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对立的苦难，依然由中国老百姓承受着。除此之外，民众还多了一层苦难，就是军阀割据所带来的动荡不安，这就形成了双重苦难。这也是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不完善的地方。
王树增：戏剧情节也好，面具文化也好，都会让人失去自我，失去审视自我的情境，生活在自我的虚构之中。这种自我掩盖的文化特征正是缺乏自信。
我想，我们的革命先驱者在进行思想启蒙时，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改造这种国民性格中的糟粕的。但我个人认为，短时间内改造不了，因为它太根深蒂固了。
我有时候看《非诚勿扰》这个相亲节目，我是看热闹的。表面上看它是个挺开放的节目吧，但你会发现那些女孩不说话还好，只要她一张嘴，尽管说的都是现代的词汇，骨子里仍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说白了，祖先就给了咱们这个烙印了，我们就是这个血脉。
当然，我们分析国民性，并不是一概否定它。凡是传统文化厚重的国家，血脉中肯定有需要剔除的东西，但也自有强大优势。比如，我们国家是世上少有的不迁徙、不远征的民族。中国人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家园感，这就和我们的疆土文化有关。这一点，不少西方人特别羡慕我们，因为他们相对来说缺少本土观念，有时难免感觉灵魂无所归依。
所以，一味否定自己的民族性格，也是不对的。我们缺的不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我们缺的是自我审视。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能再多一点开放的心态和自我审视的勇气，如果我们能把面具摘下来，好好照照镜子，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何在，那么，这个民族发展的后劲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的。
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十余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短短一瞬，为什么能获得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这种开放的勇气和自我否定的能力，并且发挥了中国自身的优势。
读历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审视自己，审视我们的前辈所经历的心灵史，从而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最务实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在当下走得更顺畅。所以我才动笔创作，与读者一起，审视我们前辈的心灵史，从而少一些幻想，少一些虚妄，多一些清醒，多一些理智。
●一个文明无论多么悠久，成就多么辉煌，如果一旦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内涵，就会有被淹没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一个有出息、有活力的民族，要永远保有改革的意识。
解放周末：您强调要审视我们祖先的心灵史，但如今有些人很少去仰望历史的背影。
王树增：我曾讲过一个例子，有位日本记者到北京某高校去采访，他问在场的大学生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邱少云吗？一个大学生站起来说，我知道那个傻冒儿。这位记者回去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支那人的堕落》。
解放周末：比这种极端的例子更为普遍的，是不少人对历史的无知，比如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说成赵钱孙李。
王树增：这样的笑话不少。不过我又得强调一个观点：不要埋怨，埋怨年轻人就是推卸责任。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要老说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也没见哪一代垮掉啊？况且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即便是世风日下，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倒是我们这代人要勇于审视自己，要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找原因。
王树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现在很多人普遍缺乏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我不是说你非得像历史老师那样熟记很多历史事件，而是说对我们的近代史，你在规律上是否有所认知。因为，对历史规律性的认知，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或者文人学者的任务，它更是一项全民性的义务。
王树增：是啊。实际上，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是容易对悠久的历史掉以轻心。
我们中国人有修家谱的习惯，难道我们的精神家谱不应该修一修吗？近代以来，我们的精神家谱就接续不上了，它已经断裂太多了，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上面。
我发现，越是缺乏历史积累的国家，越是愿意把本民族的欢乐和悲伤都视为珍宝。所以我总开玩笑说，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到处都是纪念碑。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纪念碑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
纪念碑是英雄情结的张扬，也是民族精神与情感的归宿。我觉得它有两个作用：一是使我们时不时在现实中看到自己祖先的影子，看到引导者的影子；二是让我们永远不会在一个问题上困惑，即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解放周末：历史永在，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不常在。我们要在本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去追根溯源。
王树增：对！中国人老把“不忘本”挂在嘴上，可往往我们没有西方人那么强烈的寻根的愿望。我这里说的“寻根”，不是指血脉上的根，而是文化上的根。比如，我们对儒家思想，要么全盘否定，却不愿意想一想，一个被骂得狗血淋头的老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为什么能从春秋持续到现在？要么一味崇拜，却不愿意想一想，他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的弱点是什么？
我们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都犯这毛病，“因人废事，因事废人”，非黑即白。甚至有时还把坚决肯定或坚决否定作为杰出历史学者的评判标准，谁说话绝对，谁就是大历史学家。尽管我们民族讲究中庸之道，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把“中庸”二字参透，要么打倒一切，要么吹捧一切。我们的心态，能不能不那么浮躁？能不能平和一点，理智一点？
王树增：当然，不仅要寻文化上的根，我们的文化还要不断发展。一个文明无论多么悠久，成就多么辉煌，如果一旦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内涵，就会有被淹没的可能性，就会缺失继续前行的动力。
解放周末：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对本国历史要持有温情与敬意。
王树增：我认为，还要加上两个字——敬畏，要对我们宏大的文化体系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充满敬畏。
王树增：作为继承这个文化基因和血脉的后人，我们不敢说读懂了前辈。文化是复杂的，中华文明体系的庞大、深厚、源远流长，足以让我们敬畏。有些人用调侃甚至诋毁的方式来看待本民族史，对此我非常不理解。作为中国人，数典忘祖始终不是道德所容许的。当然，敬畏历史决不是排斥批评，有批评才有前进的动力。但批评要建立在熟读历史的基础上，否则就只剩下谩骂了。
我写《1901》的时候，曾经有人在报章上争论过李鸿章这个人物。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要不就说李鸿章是好人，要不就说李鸿章是坏人。到后来争论者之间开始对骂，干脆就离题了。我感到，这些争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们争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一位历史人物一个“好人”或“坏人”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读那段历史，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解读辛亥革命，也要避免那种非好即坏的心态。我们今天说辛亥革命，并不是为了给它一个盖棺定论。我们之所以梳理辛亥革命的脉络，实质上是为了梳理今天我们自己纷乱的心灵，把我们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审视现在，面向未来。
王树增：是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一个有出息、有活力的民族，要永远保有改革的意识。我希望《1911》能让国民更有信心地鼓起变革的勇气。在我看来，民族复兴的历史，就是不断变革的历史。
●不管排位到世界第几，我们都得记住写在中央党校门口的那句话——“实事求是”。
●问题意识、忧患意识也是中国仁人志士的一大优点，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子。
解放周末：走过民族复兴的百年之路，今天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第二”？
王树增：首先当然要肯定这个成绩，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是过来人，今天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这是我们亲身见证的。但是，综合各种因素衡量，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改变，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我们的很多人均指标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生活在基本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是很多。
一句话，不管排位到世界第几，我们都得记住写在中央党校门口的那句话——“实事求是”。
解放周末：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苏的 “世界第三”后不久，法国记者吉兰迅速出版《世界第三大国》一书对日本极尽溢美之词，日文版半年内再版15次，可谓洛阳纸贵。
王树增：可能，这正喻示着当时日本国内心态上的一些微妙变化。此后类似的书还有不少，《日本为什么“成功”》、《日本可以说“不”》等等。
王树增：但正如日本一句民谚：“骄傲的平家不久长。”今天，我们要理性看待“世界第二”，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了存在的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了忧患意识。
王树增：问题意识、忧患意识也是中国仁人志士的一大优点，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子。辛亥革命就是由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开始的。如果没有对客观存在的问题的正视，如果没有对民族前途的忧患，变革的巨大动力从何而来？
在庆祝中国成立9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有学者认为这四个“危险”很有现实性，这种表态显示出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已成为我们党执政的“日常心态”。
解放周末：一个民族的发展，自强不息需要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来支撑，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是自强不息的题中应有之义。
王树增：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敬畏历史，审视自己，自强不息。今天，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应该少一些盛世心态，多一些问题意识。我们要既自信又清醒。自信的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清醒的是，我们对自身面临的困难、问题和风险要有足够的认识，千万不能盲目地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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