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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市，1969年，中学毕业两年后赴延安插队，1972年因病致瘫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
残疾让史铁生的生活陷入困境，烦闷之余开始尝试写作，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于1983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8年，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1990年12月，《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信封里是史铁生的来稿《我与地坛》。姚育明读完文章，激动得推荐给副主编周介人，周介人看后连连称赞，“发！马上发！明年第一期。”史铁生写的是一篇散文，但是内涵丰富，结构层层递进，可以作为小说发表。按照周介人的说法，小说的地位比散文重，按小说发并不亏待史铁生，可是史铁生坚决地说：“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最终，《我与地坛》以“史铁生近作”这种相对灵活的方式刊登在1991年1月号。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离世，《我与地坛》散文集问世，并且持续畅销。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千千万万的读者从史铁生笔下的地坛感悟人生百态。《我与地坛》曾入选多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也被改编为电视散文，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不断走进年轻读者的心。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发表于《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尽管发表时没有标明这部万余字的作品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但由于它与史铁生个人经历与生命紧密关联，而被视为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被文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作家韩少功认为，即使当年只有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灵魂自叙传，是他关于生命的独白”，也是他送给所有人的无价礼物。在这篇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中，史铁生以充满诗意的语言、发人深省的哲思，展现了他过往15年的生命感悟。看透生活后继续热爱生活，便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灌注的理想主义。
这是一个被命运打倒最终又站立起来的人与一座古园的故事。史铁生在其中记录了他与地坛的相遇，以及在地坛中的所思所想。
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是从自身的残疾开始的。在“最狂妄的年龄”失去双腿后的那几年，史铁生不止一次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他将自己关在房间，一度把家视为“需要逃离的世界”，后又摇着轮椅，每天来到离家最近的地坛公园，对着四百多年前的古老建筑，专心致志地想着关于“生与死”的问题。
陈福民在《超越生死大限之无上欢悦——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曾问道：人类需要“生与死”的答案吗？在不同的人那里，问题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有的人稀里糊涂地来，稀里糊涂地走，可见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客观来说，21岁前的史铁生也未必思考过，否则也不会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然而，当苦难来临后，他开始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
在轮椅上，史铁生用了很多时间来思考，经过漫长的煎熬，他想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而如何活，是史铁生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当跳脱出个人的遭遇和命运后，他将目光投向周围的人群——他的母亲、爱唱歌的小伙子、中年夫妇、长跑者、漂亮而不幸的姑娘……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时，他发现，生命本就难以圆满，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抗争，只有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残缺，挑战命运，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
对于史铁生而言，他抗争的方式就是写作——“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在此前的散文作品中，探讨生命的意义这一主题并不罕见，然而，作者以独特的写作方法、极其平实的语言和冷静深刻的思考，将人类在困境中的挣扎和抗争结合起来，为新时期的文坛献上了一份厚礼。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得史铁生能够将笔触伸到一个特殊的心灵角落，抵达普通人所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地。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便像上班下班一样，几年如一日一个人在地坛消磨时光。
“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是史铁生对地坛的第一印象。此时，一个失魂落魄的人遇上了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园子，“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如此相似的命运，促使史铁生停留于此，展开关于生命的思索。
在作者笔下，“地坛”这一意象远超出其本身的意义，那里不仅仅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是“投靠安静，走回生命的起点”的心灵皈依，更是打开史铁生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地坛”如同一位可以探讨生命的智者，在与其无数次对话中，史铁生艰难地做出自我剖析与反思，从而获得了直面缺陷的力量。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对于生命独白主要是依靠“地坛”意象来讲述，这一意象不仅包括祭坛，还有园子里的昆虫、树木、母亲、中年夫妇……
在文中，作者仔细地描绘地坛中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他笔下的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这种生命的张力、敏感的知觉，正是来自身体的残缺带来的磨砺。因为身体的被禁锢，反而使精神和灵魂得到更大的自由。
而文中人物意象群的人生轨迹，和史铁生有着若即若离的相似性。在来来往往的行人里，在细碎的生活片段中，史铁生开始了对事业、爱情、亲情的思考，那位最有天赋的长跑者告诉他如何在事业上坚守，那对老夫老妻教会他陪伴的重要，那个漂亮却弱智的小姑娘让他明白，人要学会接受苦难……
在观照他人的过程中，史铁生体悟到他者与自我的同与不同，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完成了情感的嬗变，进而观照人类生存的困境，最终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以“地坛”为核心的意象群里，我们看到了史铁生作为一个思想者独立而丰满的生命姿态。
如今，《我与地坛》已不仅仅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地坛”已然是一个具有独特意味的文化符码，现实的地坛静静地坐落在安定门外大街，而抽象的地坛早已与史铁生融为一体，被视为史铁生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标志。
《我与地坛》中最为感人的部分，便是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爱的表达。散文第二部分以“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开头，开启了作者的记忆之门，也引出了作者对母亲迟来的歉意。
“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那些昏暗的日子里，史铁生以自己的苦难为世人思索着“生与死”的沉重问题，而他的母亲，以加倍的沉默和痛苦推动着他向答案靠近，这种爱支撑着对生命的不屈信念，寄托着人类辽阔博大的爱愿。
对母爱是最无私、伟大这一点，史铁生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这些平静如水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蕴含着饱满充沛、无私伟大的情感。作者并没有肆意地宣泄自己的感情，也没有为母爱冠以宏大的命题，他仅仅是以一种内敛、安静的语调述说着母亲为自己做的一件件小事，塑造了一个默行的母亲形象，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触动。
“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在对深沉母爱的无尽追忆中，史铁生坦言，希望借助文字来弥补年轻时对母亲的伤害，“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
在这样的愿望下，他开始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也安慰自己，“母亲的早早离去，是因为‘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然而，这样的弥补似乎已经枉然，“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因为这样一份隐忍含蓄、厚重真挚的母爱，已然成为了史铁生一生难以回馈的情感。
初次见到史铁生这个名字，是课本中《我与地坛》一文。一个被折断羽翼的人，却能在文字中恣意翱翔，读完此文，深感震撼，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从此，这本书便成为我书桌上的“常客”，遇到苦难烦闷，便翻开读一段，地坛“早晨清澈的空气”，似乎也在抚慰我的精神世界。
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本书中，史铁生写地坛来往的人，写母亲深沉的爱，写在苦难中挣扎沉浮的点滴……字字句句都是他对生命的体悟，是他对战胜苦难的理解与追求。
史铁生的苦难，亦是一个家庭的苦难。他重病在身的母亲一直隐瞒病情，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儿子脆弱的自尊，又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的安危。母亲比作者自己更想找到活下去的支撑，每当作者摇着轮椅去地坛时，母亲就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这话不单单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还是给作者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
于是，地坛成为了作者疗愈心灵的圣地。他在中年夫妇身上看到的是坚贞的爱情，在热爱唱歌的小伙子身上看到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在饮酒的老头身上看到洒脱自由的人生态度，在捕鸟的汉子身上看到执着与等待，在中年女工程师身上看到了纯洁的美丽，在长跑者身上则是看到了在命运的捉弄下的不屈与坚持。地坛就像是一面镜子，看形形色色的人，感悟的却是自己的命运。这些人的生活看似是陌生的，实际上，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早已凝结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注入作者的灵魂。
在地坛，史铁生执笔写下一行行文字。无数个黑暗的日子里，文字就是他的光，文字在为他疗伤。史铁生在书中用他的亲身经历回答了如何面对苦难。读罢我也陷入沉思，我们阅读书籍时，在字里行间寻找与作者的共鸣，从中获得爱与鼓励，从而走出现实的烦闷。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坛”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的心灵栖息地，书中人物也成为了我们的精神指引者。
苦难常在，生命坚韧，哪怕弱小也能绽放出别样的美丽。希望我们都能永远怀揣着希望，直面生活的苦难，勇敢地在逆境里狂奔，透过裂缝看见阳光。
《我与地坛》是一本富有哲思的散文集，全书共十二章，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好运设计》，讲述了作者对抗命运的方法论。
所谓“好运设计”，是史铁生想象中来生完美命运的设计，在他的设计中——生活一路坦途，从未尝过挫折的滋味，虽然增添道道磨难，但都一一克服。这看似美好无比，却自始至终有一道淡淡的阴影笼罩着他。我想，这道阴影便是永无止境的欲求。
作者先是列出了世俗意义上的“好运”，随后摆出了问题：倘若一切境况都变成了晴空朗日的设计，那日子就只是舒适和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没有痛苦和磨难，就无法强烈地感受到幸福。由此陷入了循环，既要足够的优势来保证自己的好运，又要增添一定量的阻力，“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进而作者又提出了下一步的命题，毕竟每种人生都有个必然存在的结局，那就是死亡。在死亡面前，所有的设计似乎效果有限。倘若陷入对结果的追寻，那么前途将很快偏向虚无的道路。由此，史铁生提出了对抗一切苦难虚无的终极办法，那就是“只使过程精彩”。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过程中的美好与精彩，并且镇定地欣赏其中的美丽与悲壮。即便痛苦与你同在，虚无与你同在，但只要过程在继续，那幸福也就与你同在。
读完文章后，我受益匪浅，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承受着诸多压力，也遇到过种种困难。然而，圆满丰厚的人生必将经历低谷与高潮。体肤之饿，筋骨之劳，心智之苦，看似折磨，却是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磨炼。
最初我对史铁生的印象是课本上那个“轮椅上的作家”，但重读《我与地坛》之后，才触摸到他真诚又深沉的灵魂，感悟到他用生命写作的真挚情感。
童年的史铁生是一个别人眼中天赋异禀的孩子，不仅功课好，还热爱体育运动，运动竞技场上常出现他的身影。1969年，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号召下，史铁生怀着满腔热情和对乡村的诗意幻想，毅然加入了赴延安插队的队列。遗憾的是，他的下肢因病彻底瘫痪……那一年，他才21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期，从此他的世界只有一架轮椅。
最初他十分痛苦，愤懑命运待其不公，为了缓解焦虑，他摇着轮椅去地坛。在这里，他看见爱，看见希望，也看见人间的疾苦，他将自己投入到写作之中，在流动的文字中，诠释着生命的意义。“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在满园弥漫的沉静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看到内心深处的自己。
我想史铁生的作品之所以深刻，与作品中处处可见生命的哲思息息相关。自古以来，关于“生死哲学”的辩论层出不穷：庄子丧妻后，鼓盆而歌；海德格尔说，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刻体会生的意义；史铁生认为徐志摩“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却是对待生死恰当的态度。这些闪光的智慧都是前人切身体会、痛苦思索后，为我们寻得的答案。
在史铁生的笔下，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高深莫测的语句，字字句句都是作者与自己灵魂的深度对话。那个在轮椅上与命运苦苦缠斗的年轻人，在命运对弱者的不公、对好胜者的戏弄、对普通人的磨难里，领悟到个体生命的有限和宇宙的无限境界。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这是《我与地坛》的最后一句话，史铁生以歌舞比拟欲望的形态，欲望像火一样，在自我燃烧和消耗中舞蹈，但正是这美丽又危险的欲望，在给人带来尖锐痛苦的同时，让人在理性思考后，得到超越痛苦的充实与欢乐。这句话将整篇文章的思想高度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宇宙是无穷无尽的，人应该追求宇宙那样的境界，从容面对苦难和挑战，让人生的意义变得更为宽广，甚至永恒。
史铁生跳出了生与死对立的分界线，不必说他对死有多么深刻的思索，也不必说他对生有多么热切的向往，这些语句太空泛，没有谁能天生强大，能波澜不惊地面对残酷的现实，他的身上是真实的起起伏伏，是心灵的生生死死，是在漫长的十五年中对自己的叩问。也许以我的人生体验还不能参透其中的奥秘，但我已经通过他的文字学会感恩生命的馈赠，重拾直面困难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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