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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手机和网络还没全面普及的20多年前，可以说是电视和纸媒的天下。那时候的人们出趟远门，遇到时间太长的情况怎么打发时间呢？随便在一家报亭买几本杂志就OK了。
在所有的杂志里面，又小又薄的《故事会》无疑是非常受欢迎的典范，很多人不管是在赶路、坐车、上厕所，甚至睡觉前，都会翻翻《故事会》上的故事，打发时间。
《故事会》这一杂志，不但便于携带，里面的内容还十分的丰富。有武侠小说，有警匪故事，有志怪趣闻，还有很多笑话。《故事会》的风格也很符合普罗大众的口味，通俗却不媚俗，甚至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然而，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故事会》，会发现《故事会》杂志内容之外的故事，也同样很有意思。比如，《故事会》是怎么来的？《故事会》后来又为何被誉为纸上“暗网”呢？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毛主席提出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人民群众能正确识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自此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被提了上来，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编讲革命故事就成为了这一活动的重要形式，为此上海专门举办了3期故事员培训班，培养故事员和故事作者，到了当年年底，上海就有了2000多名故事员。
1962年12月，上海文出版社戏曲编辑室副主任顾伦与编辑李中法一起去常熟出差，发现当地的故事活动搞得很热烈，大家都在讲根据现代戏曲、电影、小说等改编的新故事，讲故事的是农民，听故事的也是农民。
顾伦和李中法考虑到，故事活动搞了这么长时间。故事员手里的材料越来越不足，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他们决定创办一个专门讲“新故事”的刊物：《故事会》。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讲故事、听故事，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水浒、西游都是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故事，之后被整理成文。
不用讲什么排场，1个人是听，100个人也是听；不用什么舞台、道具，也不用化妆，随便找个地方一站、一蹲、一坐，就能开讲，在乡土田间能讲，在政府大楼能讲，在工厂里面也能讲。同时，还不收钱，兴之所至就来一段，自然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现在时代不同了，人民需要新的故事，问题是作为全国第一个讲“新故事”的刊物，各方面都不成熟，稿件来源就是一个问题，故事员们口头上讲故事没问题，但一转换成文字就显得干巴巴的了，一些方言口语转换成文字之后，读起来也显得拖沓。
当时的人们有个习惯，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学习伟人著作。在翻阅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之后，《故事会》的主创人员下定决心，既然没稿子，那就改变方法，走出编辑部，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跟广大人民群众学习。
就这样，主创人员扛着足足30多斤重的老式录音机，来到农舍、田间、工厂车间、文化宫、弄堂、文化馆，了解人民群众是怎么讲故事的，和他们的欣赏习惯。
“新故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品种，想要创作出来并不容易，还得要“反复加工”。
比如后来发表在《故事会》第七辑上的《两个稻穗头》，原本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根据一个选种专家的事迹，和人民群众对选种不重视的现象改编而成的故事。
故事写出来之后，放到了县故事创作座谈会，大家觉得这故事受限于真人真事，显得比较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添加了很多细节，让故事更加的曲折、离奇、紧凑。
同时，故事并不是说发表完了就完了，毕竟写出来是为了让故事员跟人民群众口头叙述的，故事写出来之后，要在各地的故事会串大会上进行试讲，一般故事员在上面讲，编辑在下面听。
故事员在试讲过程中，如果在原故事情节上有了“进一步发挥”，编辑也会记下来，充实到故事情节中去。
也正是因为故事会的内容很贴近人民群众，当1963年7月《故事会》第一辑出版时，当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正愁没有故事题材的故事员们也很高兴，称这是“雪中送炭”。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事会》经历了停刊、改名《革命故事会》等历史事件。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制定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路线和方针。
也正因此，1979年1月，《革命故事会》前面的“革命”二字也被拿下，重新改名成了《故事会》，新的《故事会》封面上的刊名是专门请上海书法家周慧珺写的，这三个字至今也在沿用。
新年都要有新气象，更何况是基本上算得上“新生”的《故事会》。新的《故事会》相较于过去而言有了很大的变动，除了仍然采用创刊时期的小三十二开大小，文风仍然以贴合人民群众为主外，定位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故事会》的风格由原先的政治宣传的“教科书”，改为了寓教于乐的“休闲故事”。
《故事会》不再像过去那般以讲大人物、大事件类的革命故事、斗争故事为主，开始主讲当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故事，同时刊登各种传统的中外故事，故事栏目也逐渐稳定了下来，分成了“新民间故事”、“笑话”、“土特产故事”、“科学幻想故事”、“风俗故事”等栏目。
进入80年代后，国内的大环境开始出现极大的变化，文艺机构体制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出版社开始由“单纯的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有了极大的自主权。而国务院后来也专门发出通知，除了少数的期刊外，剩下的期刊全都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很多的出版社为了生存下去开始向往常看不惯的通俗文学靠拢，直接导致社会上通俗文学书刊增多，仅1984年下半年，社会上就多出了六、七十种故事类刊物。
也正因此，虽然1985年《故事会》进入了创刊以来的巅峰，“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但在第二年《故事会》的订阅数量就开始下滑。再加上自1985年年底开始，《故事会》的价格从两毛四涨到了三毛，《故事会》的销量一路走低，进入1988年后还亏损了。
穷则思变，《故事会》开始为应对市场的挑战做准备。比如由原来的上海统一发行三省一市（江、浙、皖、沪）的局面，改为按省、市分点发行，并增加分印点。主动向上调价，从三毛涨到三毛五。
1986年时，《故事会》联合自然博物馆搞了“首届故事会优秀故事作品大奖赛”，自1988年开始这大赛每年举办一届，而且给予丰厚的奖金，比如1993年时“一等奖”的奖金达到了足足3000元，这在当年也是一笔巨款了。
同时，《故事会》的编辑人员也没有忘记过创刊初心，牢记《故事会》是“一本专门发表故事这一口头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刊物”，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茶余饭后互相交流提供更多有趣的话题。
“时间过得真快，似乎刚刚站到台上……希望各位在今后的合作中，更加多多关照……我们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各位的评判。”
这种把姿态放得很低，将读者当做上帝的行为，显然是很少有纯文学期刊能够做得到的。
靠着各种面向市场的措施，《故事会》成功翻了身，1995年第5期的《故事会》发行了423万册，荣登全国期刊发行量榜首。
要知道，在当时我国发行量达到100万份以上的纸媒，连同报纸在内，也才只有10家而已。当时，《故事会》的销售洋码达12亿元，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销售洋码的一半，利润占了全社的62.5%。
1993年，《故事会》开始和各方企业进行合作，接洽广告业务，刚开始，广告内容还都是xx电器厂，xx速记教育之类的广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故事会》上的广告逐渐变得“奇怪”了起来。
当时，国家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比现在，在《故事会》上就刊登着各种暗含着色情、赌博等内容的违规广告，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有一些尺寸较大的桃色图片。
要知道，《故事会》的受众可不只有成年人而已，对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少年也有着莫大的影响力。虽然很多青少年买《故事会》主要是看故事和笑话，对花里胡哨的小广告并没有什么兴趣，就算是看到了，也因为羞耻心的影响迅速翻页。
但是，世事无绝对，总会有那么一些好奇心比较旺盛的青少年会去尝试。比如，曾经有个青少年就按照小广告的联系方式，花了一个学期的零花钱，想买一把“陈浩南同款砍刀”，当然，他至今也没收到货。
也正因此，当当年看《故事会》的人们长大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故事会》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品、赌博工具、带着淫秽色情信息的各类“工具”的广告时，都不禁高呼，这不就是个纸上“暗网”吗?
当然，那时候《故事会》上也是有相对比较正常的广告的，比如“彩铃排行榜”，1元1款的小游戏之类的。
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人家里没电脑，只能玩父母的手机，问题是非智能手机上的游戏有限，看到这种“1块钱1条”的小游戏难免心动，如果真的尝试了，恐怕父母的话费很快就要花光了。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备受追捧的《故事会》也因为网络时代的冲击，距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上面的奇怪小广告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除非是刻意前往报刊、旧书店、旧书摊寻找，想要找到一本纸质的《故事会》还真不容易。
不过，虽然《故事会》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它曾带给过我们的快乐却从未被忘记。
曾经的读者不会忘记那个叫做“阿p”的人，他虽然有些不良习性，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但却正直、朴实。
他见不得事件不平事，但却对自己的缺点一无所知，就算最后出洋相了，也往往以自嘲结束。
读者也不会忘记，《故事会》上那些或感动，或惊悚的故事，脑海中时不时地就会闪现出一些相关故事情节。
现在的孩子们，手里有了智能手机，小小年纪就接触了网络，能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但也相对的，他们也更不容易获得满足，没有我们小时候那种单纯的乐趣了。
未来他们长大之后回忆童年时，讨论的将是网络游戏、动画之类的东西，至于《故事会》，可能终将成为时代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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