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发布的《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2岁,处于发达国家水平。
在国际上,日本是全球人口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4.3岁;而人均预期寿命最短的是非洲国家莱索托,只有50.7岁。相差33.6岁的背后,贫穷无疑是影响寿命与健康的重要经济社会因子。
不过,一味变得更加富裕,并不能无限制地提升预期寿命。在西方世界,有些国家的富裕程度几乎是另外一些国家的两倍,但预期寿命没有更高,甚至处于富裕国家的末尾。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普惠性地提升人口健康水平,推动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
前提与逻辑是自洽的、清晰的:通常,国民收入越均衡,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会越强,社会支持越多,生活压力越小,致病概率越低,犯罪率也会走低,最终都会表现在人均预期寿命上。
从国际比较来看,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24万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为78.2岁;同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为7.01万美元,约为我国的6倍。但是,美国2021年人均预期寿命比2019年下降了近3岁,刚过76岁;我国却从2010年的74.8岁跃升至2021年的78.2岁,以相对低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取得了相对好的人均预期寿命状况。
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健康中国”的时代内涵也应当有所发展、丰富与超越:
数千年来,改善人类健康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极大发展,经济水平大幅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上去了,民族健康素质也能得到全面提升。
“健康中国”语境下的富裕,不仅指物质层面的富裕,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富裕。健康也不仅是指生理上的健康,还包括心理上的健康。城乡都能享受好的文化、生态等,身心才能保持和谐、健康状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健康中国”语境下的平等,不追求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承认健康的个体差异性,不搞一刀切,不要求人人健康状况一模一样,而强调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提升国民总体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
健康离不开科学的指引、科学家的护航。最知名的事例之一,无疑就是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全球数亿人因此受益。
1854年,“麻醉医学和公共卫生医学的开拓者”约翰·斯诺通过流行病学研究,锁定了伦敦城市一个水泵,找到了霍乱爆发的病原,继而及时控制了疫情。
相比之下,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就没那么幸运。他在1847年发现,如果医生先洗好手再替产妇接生,可以大幅减少产褥热致死的病例。这一研究原本可以惠及众多产妇,却被同行斥为无稽之谈。之后,随着巴斯德和李斯特细菌学说提出,才扭转了观念。
从这个案例又可以看出,尊重科学,对科学研究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能够少走弯路,能够真正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经济发展、科学发现、技术进步、社会保障等众多促进健康的方法,都离不开法治保障。
约翰·斯诺虽然找到了疾病暴发的源头——水泵,但最终也必须依靠伦敦市政当局颁发禁令,“关闭民众的取水泵”,才得以制止疫情的蔓延。
汽车安全带的发明,被誉为美国“百年来十大公共健康成就”之一。但就在大约50年前,很多车辆并没有安装安全带。当第一个强制佩戴安全带法案通过时,不少民众还颇有怨言。如今,外部的强制性规范一步步内化为行为习惯,实实在在促进了道路安全、公共安全,保障了民众的生命健康。
归根结底,“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更富裕、更平等以及更崇尚科学、法治的社会,往往也会更加健康、更有品质、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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